客座评论：习近平经济学能奏效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中，仅“安全”一词就提到了91次。在这里，习的安全概念并非仅仅指军事、地域战略上，而且也包括其他各种领域，而经济安全和技术安全是他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为二十大本身象徵着习至少在党内暂时解决了政治安全的问题。换言之，派别斗争在他的“努力”下已不成为对他个人地位的直接威胁。这从二十大会上他傲慢地处理胡锦涛事件就能看出。至于政治局常委的组成本身，更是体现了他的个人意志，即绝对服从。西方很多观察家大多从习的个人独裁预测今后几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更糟糕。然而，笔者以为，至少在今后3-5年内，中国经济暂时（！）反弹可能性依然存在。 

习近平的经济学（Xiconomics）

中共面临所谓经济安全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习近平近几年来蹩脚的经济政策和清零政策造成的：房地产陷入危机、消费能力软弱低迷、高涨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 （16-24岁群体的失业率达20%）、对民企的歧视和压制、地方政府收入大减等等。 习近平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政治性，比如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让国企变强变大，因为这是他理解的社会主义经济安全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国应对各种经济冲击的重要基石。 这里的细节暂不做详尽叙述。

中国经济也有一部分问题是习近平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互动而产生的。 由于习近几年的一系列的动作，使得中国跟西方之间的政治互信大大削减，从而加深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供应链上的限制就是例证。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国家自己由于通货膨胀肯定意味着进口需求的减少，全球粮食和能源短缺，这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里重新提及习近平的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二十大以后经济政策完全由习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如果要掌握中国经济今后5-10年的走向，必须把握习近平的那一套“经济学“。 

西方观察家们一般从上述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断言中共二十大以后中国经济将更倒退。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对于邓小平以后的中共来说，经济是该政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对习近平一点都不例外。 这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在二十大后将竭尽一切力量，来做两件事： 一是提升国内的内循环，二是保证国际的外循环。 

内循环：国企回归垄断

所谓的内循环主要是指提升国内经济能力。

习近平早就开始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加强国企的力量。今年是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的最后一年。所谓国企跟民企的“重组整合“或者是“混改“，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让国企兼并民企，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加强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物流大数据、航空货运等协同发展平台建设，从而推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和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 国有企业不仅要切实增强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还要立足现代产业链链长企业规模资源优势和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协同发展。目前，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占到了中央企业整体的68%，利润占到了86%。

习近平的“混改”就是帮助国企回归垄断。2003年中国国资委设立时共有196家央企，到了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是 117家，到现在就剩下96家。企业重组合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做大规模，现在国资委旗下央企96家当中，今年就有49家上榜了世界500强，占一半多。当然，在中国“垄断”一词是个禁区。

内循环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用一切力量加强中国的技术竞争能力：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了多次 “科技自力自强”的说法。正是因为很多技术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共将比以往更注重用尽各种手段来解决中国技术被西方特别是美国卡脖子的状态。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像芯片之类问题已成了习近平夜不能寐的问题，中国信息技术部与芯片公司在二十大刚结束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外资尝到甜头的前提下，帮助中国提升技术能力，是这种努力的方向之一。今年前三季度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达到20.2%，这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即便有“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是否能达到既定的目标，比如，在2025年芯片自给率要力争达到70%——2019年仅有30%——这里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内循环的第三方面就是解决房产与消费问题。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曾在过去十多年给中国经济贡献四分之一产出的房地产业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约70%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挂钩。房价的下跌使得买家房产现在的价值要低于他们所同意支付的价值，这使得他们为支付抵押贷款而苦恼。这一切，逼得习近平已经在修改他自己的“房住不炒”的理论，为现实让步，即一线以外的城市一开始松绑限购。但即便这样，房地产的兴旺日子已过。但下跌的速度可减缓，不至于像外界描述那种崩溃。 

外循环：留住外资 扩大外贸

目前那种把习近平看成是只关心内循环的意见，显然有它的逻辑性的错误，因为，外循环直接能帮助内循环。 

外循环一般指的两部分。一是在中国国内创造更好的环境，留住现有的值得留的外资，同时，吸引更多“有价值“的西方资本。所谓有价值的资本指的是技术含量高、增值可能性大的项目投资。今后几年中国的所谓的高水准对外开放就是正对带着高科技的资本。中国将比以往更注重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目的是打破外部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具体做法之一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二十大刚结束，发改委等六部门便公布了“稳外资十五条”，为的是便利国际商务往来。可见一斑。而习近平自己也为进一步开放发表各种言论。 

除了吸引技术含量高的投资外，目前欧洲各国的能源危机，肯定会造成欧洲钢铁、化肥、电池等能源密集型企业将业务转移出欧洲，而中国正在等待消化他们。 

但是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习近平的所谓开放，不会影响他对国企做大做强的努力。换言之，正是通过国企在国内的垄断，即便开放了，外企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还有，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是建立在一种对民企不平等处理的前提上的。靠着政权的力量，习近平相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暂时不会造成像西方社会的反弹。 

外循环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外贸易其中也包括一带一路。中共官方认为，中国受能源危机的冲击并不明显，而欧美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价格暴涨，在中国有意压低成本（通过工资、能源因素）的努力下，势必会使制成品的出口带来很好的机会。要知道，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临时工薪资水平退回到20年前，每小时工资只有9块钱，甚至5、6块钱。换言之，在中国的工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种外循环的牺牲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直接跟内循环和外循环有冲突，现有清零政策必定改变。这一点习近平心里早就明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不久前公开表示，中国执行的清零抗疫政策很快就会出现重大变化。有消息称，10月31日中央已经成立一个筹备重新开放的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领导。该委员会正在考察来自美国、香港及新加坡有关新冠疫情的数据，评估重新开放的可能性，目标是最晚在明年3月开放。王沪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制造一种理论能把以前的清零政策说成是无比正确的，同时又把现在的转折也说成习近平英明领导的结果。 

团队问题

西方观察家一个误导性的解读是，习的团队即他的政治局常委班子都是他的应声虫，所以经济不会有改变，甚至会更糟。这种推测有一定理由，但无法解释可能出现的经济反弹。 是的，习新挑选的团队都是些绝对忠诚他的人。但在推动经济发展也是政治任务的前提下，一些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关键人物的表现就值得重视了。以明年三月要当总理的李强为例。

在上海期间，李强与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疫情期间，他也是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开发的mRNA疫苗而不是国产疫苗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尽管习近平由于政治理由，那时没有批准使用外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但习这次在德国总理肖尔茨访问期间，对德国疫苗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的松动，意味着习客观上在接受李强的建议。还有，在上海期间，李强主持了来自特斯拉等项目的外国投资；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厂，这是该公司在美国境外的第一家工厂。在李强的推动下，特斯拉被允许在中国全资拥有。

以上的一切，说明了李强并非是一个丝毫不懂生意经的人。当然，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李强选择与习近平保持一致的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习近平的第三任内将是测验中共经济政策关键时期。 就如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自己说的，中共将“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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