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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评论:如果说留港传媒被“驯化”了呢?

Chi ho Tsang
曾志豪
2024年10月8日

台湾文学杂志近日评选10名最值得期待的九○后作家,几名香港青年在列,本是美事,内文一句“来到台湾的学子们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了”却引起争议。客座评论员曾志豪认为,不从文学角度分析,这是一个更大课题:涉及外界对2019后香港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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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24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挂满五星旗的香港公屋一角。
“如果你说香港传媒仍然桀骜不驯,那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但如果你说香港传媒被驯化了,又会有许多人说你漠视了那些在红线下戴著脚镣艰苦跳舞的新闻工作者的努力。”香港媒体人曾志豪写道。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 / ASSOCIATED PRESS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一个台湾文坛的小风波,却意外吹奏起台港之间不和谐声响。

文学杂志《文讯》评选最值得期待的10位九○后作家,有这么一句——“大量学生移动到台湾求学,他们梦想著在台湾生活可以得到救赎,事实却不然,许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后幻灭。来到台湾的学子们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了。”

一句“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令香港人怒斥台湾人戴有色眼镜观看香港人的命运和性格;台湾人也觉得“驯化”二字用得莫名其妙,因为台湾也有过白色恐怖年代的打压历史,却没有人曾说过台湾被人驯化了。

我们要问:为甚么会有人认为留在香港的青年是被驯化了呢?

如果不从文学角度去分析,这是一个更大课题:外界是如何解读香港的现况?香港又是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说给世界听呢?这个风波涉及外界对2019后香港的“想像”。

香港的现况很诡异,当你“说好香港故事”时会被说成粉饰太平,当你“唱衰”香港时又会被说成落井下石。

我是做传媒的,就用传媒生态做例子。如果我们说“留港传媒被驯化了”,效果又会如何呢?

一样会有留港传媒反驳你:我们没有被驯化,我们仍用不同的空间、用不卑不亢的态度诉说可以守护的最微小的真相,例如有专门报道法庭的、有做专题追踪的、有做现场直播报道的等等。

但同一时间,留在香港的传媒人也会承认,大气候是天寒地冻,除了看到的大抓捕,也有很多看不到的禁区红线和不能报道的真相题目,自我审查是由下而上的基本动作。

譬如资深传媒人区家麟最近著作《最后的信仰》便提到,一位新闻从业员不知道在六四时访问了某位社运人士会否惹上麻烦,他主动向采訪主任求助,采主安慰他““放心我们会替你审查”。这又叫“爱的审查”。

书中的审查变成了记者主动、而且是正向的做法,不是过去打压新闻自由的霸道行为。

这既是生存之道,毕竟这是2024年的新香港了;但在外界看来,这些迎合、这些修正、这些审查,难道不能算是“驯化”吗?

所以,这就是香港的诡异地方。

如果你说香港传媒仍然桀骜不驯,那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但如果你说香港传媒被驯化了,又会有许多人说你漠视了那些在红线下戴著脚镣艰苦跳舞的新闻工作者的努力。

这里的“误区”,其实是从大环境还是小个体的角度出发。

举另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说,“留在中国的青年人被驯化”,又会有甚么效果?

或许赞成者众,毕竟台港两地都会用“小粉红”、“洗脑”、“义和团”去理解大陆的新一代,这也是最方便叙事方法。但只要有真的仔细观察大陆年轻人生活状况,你都会知道,绝不是所有大陆人都被“驯化”了。

譬如那曾经的白纸运动、那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四通桥的勇士、疫情下的公民记者

你说这些人,算不算驯化?他们当然没有造反也没有革命,但他们就是生活在红线下、在洗脑教育的大环境下,艰难的维持著相对独立的人格去生存。

但问题是,外界有几多人,会因为这些个体的存在,而说一句“留在中国的青年人仍然在顽抗”?

因为外界看中国是看大环境,是看那些荒谬的法律、荒谬的管制,和那些太过卖力演出的五毛叫嚣。

那么外界看香港,是否也用了单纯的大环境去评断呢?大环境对香港年青人的确不够友好,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出走了的香港人,包括我本人,也有份“唱衰香港”。

你应该听过很多次“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吧?那请问,这句说话的“今日香港”,肯定不会是一个“积极活泼生猛”的香港吧?

以传媒界别为例,我都会被问到香港传媒今天的生存状况如何,客观事实的确是不容乐观。当香港已经发生连记者的家人都会被恐吓威胁,你很难说香港传媒生态很健康吧?

在这种资讯环境下,台湾有人会觉得留在香港的人境遇很糟糕,纵使不需要使用“驯化”二字,但这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2024年8月29日,香港《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沛权出庭,被大批传媒包围影相。
2024年八月底,已停运的《立场新闻》两名高层与其母公司,被香港法院判定“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立,是主权移交后首宗港媒“煽动罪”成立。图像来源: David Chan/ZUMA Press Wire/IMAGO

香港的情况很特殊,留在香港的人,面对政府“说好香港故事”、要把香港说成和以往一样金碧辉煌,非常反感,总是要用各种方法去踢爆政府的谎言。

最经典例子便是,数一数香港有几多“吉铺”(己经关门结业的店铺),他们希望用真实的凋零数据去驳斥政府“由治及兴”的粉饰太平。

但另一方面,如果有海外香港人或其他人士,说香港已死、香港玩完、香港无希望,他们也会不高兴,觉得这些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认为说香港已死的人只是想合理化自己离开香港的行为,这些人见不得香港好,也不能接受香港其实仍有许多机会。

这几乎成为“留港”和“离港”人士之间的鸿沟矛盾,所以台湾这次的“驯化”风波绝非罕有例子,某程度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延伸。

我觉得“驯化”二字最大问题,并不是甚么“动物化”的侮辱,而是以为香港人都是心甘情愿地在配合。

因为不论是文艺界、传媒界,或者普通的香港市民,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知道,这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之举,是生存的适应之道,但每个人都不认命,这是最大分别。

因为“驯化”是认命了:你是我的主人、我不会再反抗,你把狗绳子除掉我也不会乱跑、乱吠、乱咬。

但为甚么《国安法》23条仍然高举?因为政府知道,一旦没有了恶法、没有了《国安法》指定法官、没有了红线镇压,香港人又会再次站起来。

为甚么警察一直不敢让游行示威举行?因为政府害怕,他们害怕有人“藉机搞事”,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香港人口不服心也不服,离“驯化”还有很大段距离。

那些旁听师、写信师支援在囚人士的各种活动,那些仍然收容被政权点名的异见人士继续写专栏的报刊,纵使压力已经大到他们直不起腰,但我们都知道,他们顶得辛苦,没有认命。

没有认命,也就不可能是驯化。

最后再讲多一句大陆的事情,民间流行一句“到处张献忠”(明末起义军领袖,杀人如麻),特别是对官员干部的“张献忠”行为,其实就告诉大家:经历了高压管治的顺民,他们“献忠”的方式,仍然是很血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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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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