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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评论:白纸革命与江泽民的历史遗产

凯波
2022年12月5日

政论家凯波指出,随着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遗体火化和追悼会召开,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大概是绝无可能意识到,一场革命就在窗外发生了。如同江泽民生前就被称作“他改变了中国”,这场短暂的革命也可能永久地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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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蛤丝到白纸——中国青年人群围绕江泽民形成的蛤丝文化与“白纸革命”之间有何联系?(图为江泽民1999年12月访问澳门时的资料图片)
从蛤丝到白纸——中国青年人群围绕江泽民形成的蛤丝文化与“白纸革命”之间有何联系?(图为江泽民1999年12月访问澳门时的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Robyn Beck/AFP/epa/picture-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如果翻译成江泽民生前被广泛传颂的一句话,就是说,包括他个人命运在内,还有无数青年人的抗争,再次和历史进程重合了。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历史转折点,不仅中国的当权者们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对二十大之后的中国未来保持悲观的人们也没有预料到,甚至广大中国人民、以及那些投身其中的年轻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一场成功的白纸革命。

那么,如何理解这场革命的发生呢?就在革命爆发的几乎同时,北京各高校收到通知,征集如何平稳过渡、如何选择明年适当时机结束动态清零的意见。中国管理层的迟钝、僵化根本意识不到时局迅速变化背后的革命意涵。这是在过去十年重新回到革命党的中共及其庞大层级官僚体制所无法理解的民心和民意。

另一方面,也已经有不少学者将革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过去三年清零政策乃至过去十年中共路线的转移的结果,特别是民众意识到江泽民时代社会契约的破裂,也就是民众以对政治的沉默换取些微经济自由、以对执政党的效忠换取财富和安全。

曾经,这一内部的社会契约,如江泽民的另一个金句“闷声大发财”所表达的,是维系江、胡时代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共在1992年之后能够摆脱国际孤立、融入全球化、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关键,更是江、胡时期威权政治下党和人民关系、以及党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的写照,或者算得上江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

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威权时代的社会契约终结并不会自动导致革命的爆发,何况过去十年的悄然转型,或许已经让改革开放的中坚群体渐渐麻木,不是躺平,就是润走。白纸革命如何在一夜之间爆发,仍然是一个谜。

“蛤丝文化”成革命导火索

这就和江泽民的另一个遗产有关,尽管可能微不足道,却在不经意间间接影响了走上街头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看作是乌鲁木齐火灾作为导火索之外的启动器。那就是,江泽民卸任后在中国青年人群中逐渐形成的蛤丝文化。

政论家凯波认为,江泽民时代有两个历史遗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以及蛤丝文化
政论家凯波认为,江泽民时代有两个历史遗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以及蛤丝文化图像来源: Michael Reynolds/epa/dpa/picture alliance

准确地说,早在江泽民任内,有关江的亚文化就已经开始。江在任内的个人形象和政治作风,突破了1949年以来历任中共领导人的刻板风格,甚至大大超过了胡耀邦任内颇受党内保守派非议的不羁作风,很得延安时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风格当中最后两个字“活泼”的精髓,不仅改变了美国政、企两界和媒体对1989之后中国政治的看法,而且直接与他任内的相对宽松的威权主义统治艺术划上了等号,变成一种历史记忆的符号。

在江泽民卸任之后,面对胡、温呆板、僵化的政治形象,特别是在2012年中国政局逐渐收紧之后,当年轻人逐渐转型为小粉红的那些年,围绕江泽民的卡通化形象终于以蛤丝的亚文化方式定型,在2015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潮。那一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历经打压、濒临灭绝、最为困难的一年。但是,中国年轻人以对江的反讽式偶像化崇拜,与当时盛行的各种追星、粉丝文化也就是小粉红群体的养成平行发展,相对安全的、静悄悄地延续下来,成为民众和青年人保持前述社会契约和镀金岁月的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纽带,一种文化meme。

与此同时,或许是蛤丝亚文化的顽强存活为一片死寂的中国政治话语保留了一些生机,随着中国政治的日益压抑,前苏联时代的政治笑话在过去几年再次复活。再次的意思是指经历了1980和1990年代两次复活之后的第三次复活。其中,就有前苏联民众举着白纸抗议遭遇克格勃抓捕的笑话。在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完全粉红化、戈培尔化的几年里,只有这类前苏联时代的笑话以及有关江泽民的蛤文化的经典段子,在无数次的重复传播,成为近乎唯一公开的反抗meme。尽管他们的反抗性并不是那么充分,也受到许多更为激进的反对群众的鄙夷。

历史影像:江泽民在菲律宾引吭高歌

然而,就在中共以防止前苏联式的崩溃为由而进行党内集权和广泛清洗的同时,在他们对前苏联崩溃做出各种解释和预防措施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在意前苏联时代的政治笑话,幽默本身就是极权主义走向后极权主义的开始,也是苏联从文化和民心崩溃的开始。中共的领导人过于重视枪杆子也就是暴力在维持政权当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作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但是他们所无法预料和认真对待的,恰恰就是极权主义本身的高度不稳定和脆弱,当它形成的第一天,例如二十大的胜利闭幕之后,就意味着后极权主义的到来--当前苏联时代笑话所假设的政治景观历史变成了现实,这些笑话曾经发挥过的解构力量就开始生成,变成了哈维尔意义上无能者的力量。

此前所有共产主义阵营里曾经发生的民主运动,其灵魂,从哈维尔到米奇尼克,从索尔仁尼琴到刘晓波,便在中国整整三年的动态清零的全国性方舱集中营唤起的古拉格想象,在乌鲁木齐大火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之后,附魂到了中国的青年学生身上。从南京传媒学院的一位李姓女生手举的一张A4白纸开始,中国的所有校园,在那一刻,仿佛变成了红场和天安门。一个前苏联时代的虚构的政治笑话,也从那一刻开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革命,以及极权主义的梦魇。

或许,中国的统治集团从未意识到极权主义的这种结构性脆弱,是巨人的软肋,内嵌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虚无主义和暴力的统治盲区。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现实的危险,历史的重演。在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便迅即要求各大学遣散学生,提早结束2022年的冬季学期;同时,高调安排江泽民的身后事,重提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试图安抚人心。

而这些阿喀琉斯之踵,既是他们恐惧的,也是他们所依赖的,可能来自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遗产,也可能来自前苏联时代的教训,或者来自西方世界的自由,他们都和社会记忆有关。人民的集体记忆,可能就是人民唯一的力量,也可能让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

本文作者凯波为中国政治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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