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小鲁公开信的评论

最近，在网上看到陈小鲁等四名中共党员致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开信。陈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小儿子，六四前是鲍彤手下的得力干将，六四后脱离仕途，下海经商。他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等人，是“红二代”中倾向宪政民主一翼的代表性人物。公开信指出：十八大党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政治地位，权利和义务等同于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公开信作者呼吁：“党组织应为党代表提供方便，根据党代表的需要，配备文秘人员、提供电脑、通讯等必需条件，并根据党代表的要求安排调查、访问、座谈、咨询、查阅文件、档案等活动。”党代表应“向社会公布个人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和通讯地址，便于党员和群众与你们直接联系，便于你们更广泛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履行好党章赋予党代表的各项职责。

笔者与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校友，在六四前也有过一些个人交往。笔者相信陈小鲁等人写这封公开信是出于一片赤忱之心，也希望中共十八大的会务组织者和代表们能够响应信中的呼吁。但是，笔者要对该信中的一个说法提出商榷。公开信表示希望“十八大能够发扬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充分发扬民主”，似乎曾有一个“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粉碎‘四人帮’”以后，确实有过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中共高层会议，那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与会代表突破了会议组织者的原定框架，做出了为彭德怀等人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的主持者是华国锋，率先冲破会议原定议题的是陈云，这个“党内民主”范例的出现，并不是邓小平的功劳。而当邓小平成为党的“核心”以后，“充分发扬民主”就始终是一句空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召开，4月3日结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与会代表“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到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全面否定了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到第二阶段，风向突变，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会议戛然而止。在会场外，随即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等民主墙活跃人士。

1980年秋，中共党内4000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一次大讨论。郭道晖认为，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分开论述，反对说文革前17年没有路线错误，反对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强调“建国后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李维汉列举了毛泽东错误的十大方面：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夏衍用16个字概括毛的错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胡克实说，毛“出尔反尔”。李锐说，毛“翻云覆雨”。张爱萍说，毛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宋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方毅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然而，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人否定了党内高干的主流意见，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历史问题决议。与此同时，邓小平等人打压了正在高校中进行的基层人民代表竞选运动，并在全国逮捕了徐文立、王希哲等民主墙与民刊活跃人士上千人。

理论务虚会与4000高干大讨论，均为虎头蛇尾、党内民主讨论被少数权势者扼杀的历史悲剧。党内与邓小平意见相左者没有像彭德怀那样被打成“反党集团”（党外持不同政见者则照样被打成“反革命”），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被称为“充分发扬民主”的“优良会风”，真正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才是民主制度、民主精神。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说过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种局面得以出现，是始于九一三事件、四五运动达到高峰的“非毛化”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而理论务虚会与4000高干大讨论的半途而废（以及对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的镇压），则是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三十年前的“非毛化”，只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和文革路线，而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专政理论和极权体制。

今天，我们需要有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温家宝批判文革路线或者缅怀理论务虚会与4000高干大讨论的“非毛化”的水平。它要全面反思“毛时代”与“邓时代”，重点应当放在后一方面。由于“邓时代”继承了“毛体制”的上层建筑，今天的“非毛化”就必然具有“非邓化”的含义。

正如“非毛”并不意味要否定毛在1940年代的敌后抗战以及他当时对于罗斯福“四大自由”的鼓吹，“非邓”也不意味要否定邓的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方略。不论是“非毛”还是“非邓”，都是要清算他们背离“自由、平等、博爱”普世价值以及“全球民主化”历史潮流的那些东西。

没有一场深刻的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想要把中共十八大开成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会议，只能是一场春梦。

作者：陈子明

责编：洪沙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