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变懒了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可能会令人震惊 —— 2022年，美国人年均工作时间超过1800小时，而德国人平均每年只工作1340小时。然而，劳动市场专家恩佐·韦伯（Enzo Weber）认为，并不应就此得出德国人变懒的结论。韦伯在联邦劳工局的智囊团 - 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从事研究工作。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女性的就业率非常高，”韦伯说道。大约一半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单从计算角度来看，这将年均工作时间压低了。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有两名男子工作十小时，其平均工作时间就是十小时（10+10）÷2=10。而另一个国家，两名男子工作十小时，一名女性工作四小时，那么平均工作时间就是八小时（10+10+4）÷3=8。

德国人工作更多，而不是更少

“因此，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德国人工作的时间更少，”韦伯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德国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因为在女性就业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女性的工作时间根本不会被纳入计算。”经合组织也指出，这些数据仅可在有限程度上用于各国之间进行比较。

在德国，男性全职工作、女性主内的时代已成过往。如今，77%的女性有工作——这意味着过去三十年里女性在职业领域的比例明显提高，尽管许多女性从事的是兼职工作。

人们确实希望减少工作时间

调查一再显示，德国人确实愿意减少工作时间。据IAB的一项研究，在所有全职工作的女性中，几乎有一半希望减少约六小时的工作时间。近60%的男性希望减少约5.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种想法几十年前便有了，且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太大变化。

Z世代也不像传说中那样糟糕

说到工作时长的愿景，一种关于“Z世代”（1995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人们）的偏见经常出现– 他们被认为想要同时拥有尽可能多的空闲时间和尽可能高的工资。韦伯认为这种观点缺乏依据。他表示，对于大多数Z世代来说，事业上的成功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前几代人没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想要拥有尽可能多的空闲时间和尽可能高的工资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我无法反驳这一点。针对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工作时长的期待没有出现异常的变化，对职业的投入程度也没有出现异常下降，而且与过去相比，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也没有增加。” 

更灵活：一周工作X天

此外，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韦伯说：“上世纪‘经济奇迹’时期一人赚钱养家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如今，更普遍的情况是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自主选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工作多长时间，”韦伯表示。“我们需要的不是5天或4天的工作周，而是X天的工作周，以及在整个人生阶段可以对工作时间进行不同安排的灵活性。”在这种更灵活的工作模式的激励下，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只要愿意，也可以继续工作。

韦伯认为，新冠疫情表明，灵活和可移动的办公方式是可行的，疫情虽结束，但这种发展趋势已不可逆转。
劳动力市场的谈判立场发生转变

比起21世纪初大规模失业时期，后疫情时代在技术工人短缺的大环境下，对更短和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的诉求将更容易实现。

然而，“减少工作时间”如何与对技术工人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不希望承受任何财富损失的愿望相协调呢？单单从人口结构发展来看，预计到2035年，德国劳动力市场将减少700万人。

生产力是关键因素

如果工作时长不增反减，那么提高工作质量，即提高生产力就很关键。韦伯认为，对人们进行最大程度的工作时间压榨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更有意义的是提高工作质量：通过培训、通过投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通过实现经济的生态转型。

韦伯认为，提早进行技能资格培训，以适应未来的工作市场和环境需求非常重要。不应等到人们在结构性变革中失业才开始试图采取挽救措施。相反，人们应该有自主采取行动的能力，在面对环境变动和挑战时能够扮演积极的角色，而不是等待或依赖外部干预力量。

生产力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然而就生产率而言，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韦伯说，生产率增长目前更像是一种停滞。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一项研究显示，1997年至2007年期间，德国生产率增长了1.6%，但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这一增长率减半至0.8%。

其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工作岗位出现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例如人力密集型服务行业。在护理、教育或医疗保健领域，提高生产率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

整体经济生产率也在下降。经济疲软，许多企业在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仍然保留原有员工，因此劳动力成本没有降低，生产率却降低了。此外，德国联邦雇主协会（BDA）数字委员会表示，在技术开发、数字化和生态转型方面的投资还有待加强。

撇开生产率发展不谈，仍有许多未被利用的潜在劳动力有待开发。来自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弗拉切尔（Marcel Fratzscher）认为：“潜在劳动力开发不仅涉及女性就业和兼职人员工作时间增加的问题，还包括那些没有学历或职业资格的移民和德国人，这些人往往在早期就被剥夺了众多就业机会，而不能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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