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媒体：向中国学习？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题为"向中国学习"（Lernen von China）的文章写道："2月16日-24日，来自8个国家的学者在中国亲自了解疫情以及应对的情况。领队是世卫组织，大部分成员来自中国；来自德国的有一位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工作人员。"

"学者们返回带来的最重要讯息是：在中国，新增病例明显下降--并且早已如此。爆发的高潮在1月底就已达到。"文章写道："感染下降最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的强力措施。报告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快和最激烈的抑制疫情的努力。"

文章写道："在中国以外，对整个地区进行隔离也不再是禁忌。意大利将北部10处地点进行封锁；共有5万名居民不得离开、或接待外部访客。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基社盟）周末不排除在德国将封锁整座城市或地区作为最后手段。"

文章写道："从司法上来看，这可能是许可的。柏林人文科学应用大学（Akkon-Hochschule für Humanwissenschaften）教授乌尔里西斯（Timo Ulrichs）表示：'感染保护法为此提供法律基础。像意大利那样的隔离措施在我们这里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此急遽的措施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影响，相关讨论目前还刚刚开始。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家鲁宾（James Rubin）和威斯利（Simon Wessely）警告，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隔离可能带来副作用。这其中包括被与外界隔绝者的恐惧感和失控感。此外还可能产生污名化。而如果人们不能亲自了解当地情况，就会产生传言。这一切可能导致信任感的丧失。"

"中世纪的"

《每日镜报》题为"像中国一样封锁一切"（Alles abriegeln wie in China）的文章写道："没错，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急遽的措施，--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却并未以将刚出现的疫情消灭在萌芽中为目标，而是以相关新闻报道为目标。"

文章写道："尽管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至少自1月7日就了解到武汉的情况，但到有效对抗病毒时已经过去数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Lothar Wieler）不久前表示，在中国，爆发初期'完全失控'。"

文章写道，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的克劳泽（Gerard Krause）表示，现在评判相关措施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戈斯廷（Lawrence Gostin）则对《科学》杂志表示，北京的举措是'惊人、史无前例和中世纪的'。《每日镜报》采访这位世卫组织国家与全球卫生法协调中心负责人时，他解释说，称之为'中世纪'是因为这条道路是在现代公共医疗体系和现代流行病医学发展之前、世界的应对方法。他说，大规模隔绝的用处的证据还很弱。'尽管世卫组织说中国的措施起了作用，--但我们还没有良好的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戈斯廷说，此外，有关人权也存在显著的忧虑。"

"合比例原则"

《法兰克福汇报》题为"病毒在联邦法治国家"（Das Virus im föderalen Rechtsstaat）的文章在引言中写道："一个良好的联邦体系比中央命令机制更公平、更有效。"

文章写道："的确，为了防止一种传染病散播，采取显著干预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也是有可能性的。但是，这其中每项措施，从取消活动到限制自由以及其它强制措施，即便没有明文规定，仍须符合合比例原则。国家采取的每项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都必须严格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和合比例原则。如果有更为温和的手段，并且同样适合，就必须采取更为温和的手段。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必须与其目的相当。要实施封锁隔绝，必须在尽可能温和地维护受影响者基本权利、并且存在必要的法律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文章写道："在这里（指德国），每个受影响者都有权针对一项他视为侵犯其权利的措施提出反对，申请'预防性法律保护'，--一项国家措施有可能在实施后数小时或者数天就不得不重新取消。这是权力分立的运作方式，--也包括、并且特别是在紧急时期。"

文章写道："权力分立也体现在垂直结构上。……民主只有自下而上的。地方有权针对地方事务承担责任、采取措施。各州原则上有立法权；他们原则上也是预防灾害等的最初的负责者。"

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