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九）：  一个沉默不语的小班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世纪80年代中，我们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德语专业提前实现了两德统一。来自东德的教授负责整个德国的文学，特别在分析"浮士德"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帮助。由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派来的西德年轻讲师则承担着提高我们口语水平的重任。

"我们"指的是一个10人小班，由全国各地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组成。由于从未有如此众多的已具备良好德语基础的毕业生报考北京大学的德语文学专业，系领导决定扩大招生，由计划中的18个增至22个，并将我们分成了两个班 -  一个普通班和一个快班。凡是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课程，我们都是10人小范围；其他课则与普通班以及西语系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上。

不过为了提高我们的口语水平，外教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现有水平在哪里。他小心翼翼地提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儿来？"这种问题太可笑了，我们根本不屑于回答。没有事先商量，我们十个人做出同样的反应 - 保持沉默。他继续尝试着让我们开口："你今年多大？""你有兄弟姐妹吗？"我有点儿同情他。按理说，我这样的好学生理应配合老师。但是作为中学就能讲500句鲁迅的学生，我也觉得这样的问题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他完全可以事先向其他老师咨询一下我们的起点有多高。

燕春园的破冰之旅

上了三堂自语课之后，那位可怜的德国人决定改变策略："今天我们不在教室上课了。我请你们去燕春园吃饭。"燕春园当时是北大校园里唯一的一座餐厅。与学生食堂相比，燕春园的饭菜更多样、更可口，价格也很人道。让他请客并非我们沉默不语的目的，但我们也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我们围坐一桌，轻松地用德语交谈起来。突然，外教惊异地说："原来你们不是聋哑人啊！"

从那以后，感觉一半的口语课转移到了燕春园。边吃边聊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了外教的身世：他在德国的"红色堡垒"不来梅读的大学，曾经是毛泽东的粉丝。他的学生宿舍里，整面墙都贴着毛泽东的头像。我心想：他现在终于来到了自己的理想国度。显然他在后毛泽东时代也是如鱼得水，否则不会申请延长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不愿回国的真正原因：他爱上了一位华裔印尼女性。外教请我们吃饭的频率降低，不过他现在也不需要以此做诱饵了。

用詹姆斯-邦德做调剂

另外一门小班课与口语相呼应 - 听力课。听力课的教室里有录音机、短波收音机、耳机等设备，在上世纪80年代算得上相当先进了。我们经常听德国之声德语的新闻节目，并同声翻译成中文。这一节课需要注意力的最高度集中。作为奖赏，我们的老师时不常把课堂转移到他的一居室。我们看007间谍片，老师在厨房里给我们煮热汤面。其实，让我们几个人心满意足不一定需要燕春园的丰盛，一碗热汤面足矣。

可惜并非所有教授和讲师都像上述两位单身汉那样宠爱我们。那位用翻译贝多芬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折磨我们的教授也经常把课堂搬到家里，其夫人总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开始在隔壁厨房准备午饭。香味越浓，我们就越是饥肠辘辘。下课的时候，我们只能快速冲向距离最近的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