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源头争议再起 湖北疫情初期文件曝光
2020年12月2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冠病毒大概率起源于意大利”，“新冠大流行起点是意大利北部”，“还武汉清白？”——几天前中国媒体兴奋地纷纷引述德国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的这一“说法”。 一时间，舆论间对新冠病毒并非来自中国的质疑，似乎有多了一个有力佐证。
哈勒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凯库勒日前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目前在全球传播的新冠病毒是一种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G变异体，他说道，“现在在世界各地检测到的病毒，是在意大利传播开来的。可以说，那里是全球瘟疫的开始，而不是武汉。”
面对主持人对这一很容易被简单化或误解的表述的追问，库勒解释说，病毒“当然是来自中国，是从中国输入到了意大利，在那里发生了变异”。因G变体的感染力更强，才得以在全球迅速传播。尽管也有中国媒体相对准确地转述了凯库勒有关发言的大意，不过后面关键的这几句话没有进入中国受众的视野。
凯库勒12月1日在推特上发帖以正视听：“中国媒体抓住（病毒）G变种在意大利出现，来进行宣传。新冠病毒流行始于中国，而且其爆发在初期甚至可能曾被掩盖。”
德国媒体也注意到凯库勒教授突然成为了中国媒体的新闻人物。《焦点》杂志报道称，包括CGTN在内的中国官媒，拿德国病毒学家的话大做文章，是一场信息宣传的一部分。
与此相呼应的论点还有：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进口冷冻食品进入武汉的。《人民日报》11月25日在脸书上发帖称：专家认为“#COVID19（新冠病毒）不是从中国中部的武汉开始的，而可能是通过进口冷链食品和包装（进入中国）”。
中国不想背这个锅
《环球时报》11月24日则引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的话说，“病毒是在何时何地开始传播的？很有可能在武汉发现病毒之前，它曾在多个地方共存过”。
早在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发推称， "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因为去年10月，有美国军人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
德国《明镜》周刊则把中国的宣传和信息政策称为“新冠神话”。并指出病毒源头至今不明的原因之一，是独立的国际专家调查至今未能在武汉展开。
而且自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感染之后，新的本土感染病例的溯源结果往往都是“进口冷冻食品”或包装。海关检疫部门密集的检测也真查出不少“阳性”货品：厄瓜多尔的海鲜、巴西的鸡翅、北美的猪头。尽管国际公共卫生界对新冠病毒通过食品或货物传染始终表示极大质疑，但中国民众眼下获得的信息是：病原都来自国外。
一旦学术界对疫情初始线索有新发现或假设，也会被中国媒体大量片面或断章取义地引用。例如不久前来自意大利的一篇引发争议论文称，去年10月在意大利国家癌症研究所采取的癌症患者样本中发现了新冠肺炎抗体，因而推测当时意大利已出现新冠感染者。
更有甚者，中国科学家发表在《柳叶刀》预印刊的一项研究还推断出，新冠病毒最早发生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地点可能为印度次大陆。尽管世卫组织认为这项研究“有极大的猜测成分”，但这并不妨碍被当作新冠并非源自武汉的“证据”越来越多。
武汉文件：数字偏低和流感高峰
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有关武汉疫情在初期被掩盖的指责，坚称对情况的处理“透明、及时、果断”。但是，无论是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还是李文亮医生的遭遇，证明并非如此。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12月1日发布独家报道，披露一份湖北疾控中心流出的内部文件内容。报道称，该文件虽然不能证明有人故意企图对调查数据作假，但它显示，当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向公众公布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
例如，湖北官方公布的2月10日全省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为3911例，而该内部文件记录的为5918例，其中包含1772例临床诊断病例，显然未被计入公布的总数。3月7日官方公布的新增病例为83例，而文件中则记录了115例，文件中确诊以及疑似病例数与公布数据一致，但有32例检测呈阳性者（即中国医学界曾有争议的所谓无症状感染者）未被计入公布的总数。
此外2月17日的新增死亡人数，官方公布为93人，而文件显示为196人，比前者高出一倍。以上数据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卫生系统的统计方法、确诊标准屡次发生变化有关。但同时可以看到，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当局最终公布的数字，可能是“取其最低值”。
报道称，这份长度117页的内部文件还显示，在武汉疫情初期，医疗资源紧缺、排队检测、等候结果时间过长，预警系统不畅和官僚机制阻碍了疫情得到迅速控制。
此外文件数据显示，在2019年12月，湖北多地出现了流感大爆发，12月第一周流感病例为上一年同期的20倍。最严重的是宜昌、咸宁和武汉。这一现象与新冠肺炎的流行之间是否有关联，尚无法根据现有资料做出判断。为此，外界还需了解更多有关湖北去年流感高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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