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评“毛学”之一

一转眼，“伟大领袖”毛泽东又成了时髦。

这一轮的“毛泽东热”始于二零零四年毛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两年来，国内出版界风风火火，连编带造，不仅毛学新书出了一大箩筐，还顺带着翻译出版了几本国外 的毛泽东传记。先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前驻东亚记者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传”在国内热卖，紧接着，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重新翻译出版了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毛泽东思想”，今年年初，该社还将隆重推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的最新版全译本，若是再加上最近海外轰动一时的、英国华裔作家张戎和她的丈夫写的那本厚厚的大砖头，“毛：不为人知的故 事”，毛书大有泛滥之势。

张戎和她的丈夫合作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这里先暂且不表，将另文专论。国内的“毛学”新作，多则多了，细细读来，却发现与国内当下同样红火的“红 学”一样，乏善可陈。当然，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红学”，是因为“红楼梦”创作年代久远，没有什么原始的资料流传下来；在“毛学”，则是缺乏直接的、 特别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倒不是因为北京至今没有开放档案──共产党的档案迟早是会开放的──，要命的是，特别是对史学来说，那弄虚作假的共产党文化。 自建党以来，共产党党内党外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重写历史。在这种虚假文化的熏陶之下，今天国人也都养成了随手改写史实的习惯，当事 人甚至史学家，经常是浮想联翩，随意发挥，说着写着，顺手就“创造”了历史。此其一。

“毛学”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反思精神，尤其是对那些长期流行的、貌似言之有理的说法如此。以著名的毛泽东“晚年悲剧”一说为例，它最先源自于邓小平的所谓 “功过三七开”的说法，一九七九年之后，定调成为北京官方的观点。本来，共产党的官方说法，老百姓只是被动的并带有怀疑的接受。经历了文革，人们都学的聪 明了，学术界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说却与此正相反，今天是被主动的普遍接受。这其中有一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曾当任过毛泽东秘书的 李锐先生。

李先生学生时代参加革命，文革前曾被撤职流放，文革期间坐过牢，尽管如此，他的革命信念依然不变，正如他自己说的，来生还要选择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因 为他不时的也公开批评共产党，所以同时又头顶持不同政见者的道德和“政治正确”的光环，再加上他与中共权力中心有过亲密接触，复出之后，更是亲身参加过邓 小平一九八零年召集的、全国党政军经四千干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所以在人们眼里，李先生相比那些体制内研究中共党 史、特别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要来得独立，相比体制外的，他又更多的了解内幕，是为权威中的权威。像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经他一说，就像是经过了学术鉴定， 正确性不容置喙。而在李先生自己，久而久之也习惯了认为毛泽东“晚年悲剧”就是他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浑忘了他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实早为邓小平所框 定。他和那四千党政军经干部一起，只不过完成了为“功过三七开”寻根找据的任务。

所谓的毛泽东“晚年悲剧”，概括起来，李先生──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新历史观”──是这样说的：泽东同志虽然天资过人，但终究是没有喝过洋墨水，不懂外 文；再说，长期的战争环境也不允许他像马列前辈一样，在大英博物馆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可以在理论上深下功夫，所以“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 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至终于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绝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力”。(见李 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1，第3页)

这话乍一听，似乎挺在理的。仔细一推敲，问题可就来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常识吗？中国何曾有过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哪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倒是李先生今天对毛的批评与当年李立三、王明等人对毛这个“土包子”的批评如出一辙。

如果一定要拿马克思主义来衡量的话，可以说，泽东同志一生的所作所为，除去淋漓尽致地发扬光大了一人一党专制外，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的反动。具体到政治经 济学，则体现在毛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解。今天，当我们回顾毛早年在江西苏维埃边区的活动时，都只注意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作为，只知道“AB团”、“反 围剿”，却忽视了“富田事件”之外还有过所谓的“查田运动”。当年，毛发现，分田地均财产的土改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往往农民协会的 领导权依然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因为后者不仅有名望，而且也有文化上的优势，既能读也会写，能够轻易的找到代理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打破这个局面，毛认为 就必须背马克思主义常识而行，需要时刻发动贫农，去和地主富农作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首先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奠定了后来的“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绝路”的理论基础。此时毛刚好四十岁。

毛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反动，曾经给他创造过奇迹，也带来了灾难，奇迹和灾难来自于一个、同一个根源。悲剧与晚年无关。

德国之声特约作者周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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