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上厕所也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身高一米九四，走到哪里都十分醒目。在北京的旧货市场上，我一站下，至少马上有上百人围着我。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可惜大多是不能居住的荒漠和高山。人口全部挤在平原上和河谷中。居民住宅比慕尼黑南面施塔恩贝格湖别墅区的训狗笼大不了多少。公共汽车象东京的地铁一样，塞得满满当当。

中文中的“私”字往往意味着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是西方概念。在这个中心之国，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团体才算数。我去采访一个乡村杂技学校时，校舍管理员、夜间值班人员和半数教师跟着我上公共厕所，这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小房子，里面有十个坑，之间没有隔板。他们都想看看，“老外”是怎样“办公”的。那天早晨，本来我有些泻肚，但是此时此刻，我反倒便秘了。我抱歉地苦笑着，离开了这个厕所。

我讨厌逃避工作的人，恨懒汉，佩服中国人的勤奋。城市中建造高楼大厦的工地上，风镐二十四小时不停地震天响。农民不知疲倦地在土地上耕作。但最近在福建省的一个山村却不是这样，我一句话没说，只要往那里一站，就足以使农民放下手中活计。一眨眼之间，我与明星周刊的摄影师被数百名村民包围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我无法采访，不是我们提问题，而是农民。他们一整天都跟着我们。

亲爱的读者，如果中国持续二十年的奇迹式经济增长不断下降的话，请您不要感到奇怪，这是我和其他外国人到处引起中国人乱哄哄瞎跑而造成的。好在对迫害记者从不手软的中国秘密警察还没有揭发我从事这种有害国家的活动。也许这些戴着深色眼镜、穿着廉价鞋的先生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所以才深更半夜闯进我在长江边一个渔村住宿的房间。

我在中国旅行的那一天十分典型：先拥挤在买船票的窗口，这您已知道。在船上，我尽力想安静下来，用手提电脑写一篇文章，但整整一个班的孩子用目光和问题把我象人质一样扣押了三个小时之久。还有上厕所，不用再说了。在到达长满虱子的旅社后，老板带着老婆、儿子、女婿和两个孙子一起陪我走进我的房间，他们想看我打开背包，那当然！但我想淋浴一下，自己一个人淋浴！

我的妻子绝望地打电话给我。她说，医院里，整个科室的人员都跑来看她接受医生检查。我安慰她说：“你没有金发，就算走运了。”女记者克里斯廷告诉我，根本不相识的农民竟然向她索要一络头发。我在河边的一个热气腾腾达小吃摊吃晚饭时，村里的青年七嘴八舌地问我，就象在审讯一样：你是哪国人？你挣多少钱？有几个孩子？开什么样的汽车？

在中国，好奇关系到生存。由于法律大多停留在纸上，就必须知道谈话对象或邻居的一切。个人关系决定了一切，作为记者，我常常从中获益。在我详尽地介绍了我的鞋号以后，中国人也乐于对我谈他们的生活，有时也谈谈他们对江泽民主席、共产党、北京的航天计划和可能对台湾开战的看法。

近午夜时，我睡着了。夜间两点，两名警察闯进我的房间，一个是矮个头，另一个很胖。矮警察要我的护照，并要我解释，到这个村子来做什么。我只能叹口气说：“难道我不能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吗？”胖警察笑起来，说：“继续睡你的觉吧！”国家安全局的侦探也有点幽默。他们完全知道：在中国，没有人可以单独呆着。一言一行总有人在看着，在听着。

- “明星周刊”驻北京记者舍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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