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我的东京 2020——奖牌的两面

“你在东京到底要做什么？”——好问题。前往东京之前，我也这么自问过。对本届奥运的准备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对像我这样的去日本的记者也没什么不同。我们能在那里随意行动吗？能和人交谈吗？我们到底能不能现场观赛？ 

我要去吗？

可是，等等！首先，我们得在一系列东京 2020 奥运的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找到头绪。其中大约一半看上去确实能用。不过，动身前数星期，对因可能在问答卷的某个小窗口上未打钩而在机场遭拒入境的担心却油然而生。 

“你到底要在东京做什么？”当大夫在给我接种 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那一刻问我时，我竟不知如何作答。我脑子里一片乱麻：如果日本民众都不能现场观赛，我还应该去东京吗？这届奥运到底是否应该举行？ 

先报告一项统计数字吧：多数障碍都克服了——有些相对容易，有些相对困难些，包括我用了的那些总量令人难以置信的香身喷雾。我不得不说，对最后一个问题，直到闭幕式那天，我仍未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2019冠状病毒病所扮演的角色 

奥运期间，东京染疫数量激增，创下新纪录。另一方面，与赛事有关人员中，染疫病例相对较少，而且，东京的新增染疫数量是在我们中的大多数抵达前显著趋高的。它说明，这更多地是与 Delta变异毒株而非外国人涌入有关。  

但是，观众被排除在外，确实使奥运精神蒙灰。东京湾畔，空荡的粉丝公园仍在，情景凄凉。它代表了本有门票的数十万当地人的失望，也代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观众的失望。 

痛苦与喜悦 

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苦练、因检测呈阳而被无情隔离的那些运动员呢？其他运动员能实现其梦想，有些人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获得奥运荣耀。谁若看到美国游泳女将德雷斯尔 （Caeleb Dressel）、英国 BMX 自行车手施里弗（Bethany Shriever） 或乌干达障碍赛女选手切穆泰 （Peruth Chemutai ）脸上同时呈现的兴奋和身体剧疼感，谁的观点可能就会改变。数千小时的辛劳刚得以补偿。 

直到今天，日本人自己也在是否应举办本届奥运问题上存在分歧。开幕式上，我听到栏杆外有示威者的呼声，抗议对他们如此不尊重的组织者。我在去奥林匹克体育场馆路上见到过抗议活动，看到横幅上写着：“停止奥运！拯救生命，而非奥运！”抗议者们明确要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离开日本。

怒火尚存。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在距抗议团体不到 50 米的地方排队与奥运五环标志合影。我看到人们簇拥桥上，以便能更好地看看 BMX 赛事；城里，随处可见身着日本队衣的粉丝。 

奥运会开幕前不久，我曾和两位导游交谈过。他们几乎一字不差这样回答我：“因为大流行瘟疫，奥运会本该取消。但既然已经举办啦，我可能会观看某些赛事。”　矛盾？甚或虚伪？ 

赌徒逻辑 

很清楚：这些方面都未引起足够重视。国际奥委会态度傲慢，声称要把世界团结在一起，为运动员们带来伟大时刻。但事实是，举办东京奥运会首先是为钱。国际奥委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与夏季和冬季运动会相关的转播及赞助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这里的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取消，日本政府则将面对数十亿打了水漂的投资和未付账单。于是，它遵从了赌徒逻辑：有时，你会走运。某种程度上，这一逻辑奏了效。毫无疑问，东道国此次在奖牌榜上的破纪录表现有助于使国民将注意力放在了积极的一面。 

然而，运动员和官员在观念上的差距正在扩大。国际奥委会对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季马诺夫斯卡娅（Kristina Timanovskaya）拒绝参加 4 x 400 米接力一案的反应迟钝、犹豫不决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阻止了不顾自己的意愿被遣送回国之后，她几乎是逃离东京。 

问题接踵而至。怎么处理六个月后就要开场的北京冬奥？鉴于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人，已有“种族灭绝奥运”的说法。东京几乎可以了松一口气了。然而，今后数月，国际奥委会肯定会受到更严格关注。 

我们刚刚见证了年轻运动员们让人惊叹的表现。他（她）们非常有天赋，真实且有趣。他（她）们表现出的依然是同情心、团结和对生活的热爱。而以竞争为指向的赛事却常忽略这些要素。 

媒体台上，大家摆拍、沐浴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巴赫主席坐在最下面。这位男士对外几乎只是照本宣科，但在内部却要求他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绝对忠诚。这位男士目前正率领奥林匹克运动寻求更多利润、更少人道。这正是奥运奖牌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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