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法兰克福：中国文化世界跳板？

十年努力终于成功：中国放宽政治尺度了吗？

5月31日，法兰克福书展总经理于尔根.博斯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北京签署了协议，中国正式成为法兰克福这个世界最大书展的2009年主宾国。

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写道：听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去年是印度，为什么两年后就不能是中国呢？“然而人们发现，博斯在他的发言里提到，这一主宾国位置由双方已经努力了10年。他的两位前任的第一次出国行，目的地都是北京。他没有说，为什么至今为止一直没有成功，为什么直到日前还在谈判。必然有某个问题，而且是不小的问题存在过。”

法兰克福书展的前两任总经理第一次出国都是去北京。可见，法兰克福书展对中国历来是很重视的。双方为中国成为主宾国居然努力了10年。这位德国记者的猜测自然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德新社记者的报导说，中国曾申请过当2004年书展的主宾国，“但双方主要因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政治上的顾虑而最终没有达成一致。”

政治上什么问题，并不清楚。但法兰克福汇报称，就在中国申请当主宾国而未成功的2004年，中国成了巴黎书展的重点国家。在巴黎书展，中国的“文化外交”成功地阻止了对生活在法国的华人作家高行健的邀请。显然，当时法兰克福书展没有同意中国不请高行健的要求。这应该是当时中国没能成为主宾国的原因之一。

这篇报导继续说：“在法兰克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10年谈判中最重要的争执点之一也许是对公众的定义。书展坚持，出版社根据德国法律有权邀请它们想要邀请的所有作家，无论是有争议的流亡作家高行健，诗人北岛，还是达赖喇嘛。”中国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把尺度大大放宽了吗？果真如此，可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

政治尺度是中国现在出版业中的一个大问题。其实又何止是海外华人作家受到涉及，中国国内也有一批敏感作家。“如焉”等涉政小说年初的遭遇就说明，这个政治尺度还是存在的。但后来新闻出版总署说并没有禁，以及现在与法兰克福书展达成协议，这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放宽的信号。如果有出版社邀请章诒和、胡发云等敏感作家到法兰克福来，看来中国也是会批准的？希望如此。文化的繁荣与文化的宽松环境毕竟是息息相关的。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介于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之间。中国可能在这三年里做一个文化宽松试验，就象现在放松对外国在华记者的限制那样。如果这个试验对中国的稳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也许这种宽松会在此后持续下去。中国的全面与世界接轨希望就更大了。

台湾：又一个趣味问题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说，2009年的“主宾国是中国，但并非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也包括台湾。至于这个岛自己是否愿意在中国的标签下展示自己，也许要取决于明年那里选举的结果。”

德新社把“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称为2004年中国未能成为法兰克福主宾国的原因之一。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也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这样想：如果邀请台湾作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来参展，中国不会不同意吧？这也就不会成为2004年成不了主宾国的原因吧？但是，如果台湾说，我来参展可以，但要以中华民国的名义，中国可能就不干了。

这里显然并非只有一个悬念。至少有两个：一是如上所述，看明年台湾大选哪个党胜出，如果是民进党，可能根本不屑于在主宾国中国的名义下参展；如果是蓝营胜出，可能会愿意。二是，即使是台湾愿意在主宾国名义下占有一席，但是以什么名义参展，无论是绿营执政还是蓝营执政，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中华民国？中国肯定不同意？中国台北？中华台北？那就要看台湾对这个主宾国位置是否那么重视了。

一个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走向已经这么复杂了，从意义上来说远没有那么重大的法兰克福书展又何容乐观。但无论如何，对关心两岸前景的人来说，这总是一件值得留意的事情。

法兰克福的中国意义

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现在又填了一个空，即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自然，无论从全民关心度还是举办时间长度看，在法兰克福成为主宾国，远远不能与奥运和世博会相比。但是，在这个世界最大书展成为主宾国，对力争把中国文化真正推向世界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而且，连续3个中国年，从体育到经济，现在再插入文化，使之连绵不断，其意义不能小看了。

中国体育连续攀高，虽说在第一大球足球方面还差很远，田径、游泳领域远没有形成集体力量，但在总体上，2004年奥运已经到达金牌第二的地位，2008年在北京再进一步完全有可能。中国经济更不用说了，经近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与美国争夺第一的境界，有些方面已是第一（如外汇储备，电话接线等），按实际购买力的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总值这些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之冠。水涨船高，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到了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可以离开中国的地步。即将召开的德国八国峰会那些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文化上，30年来，中国的影响力也增强了很多。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全世界的中文热（但目前也不能估计过高了）；二是中国电影的崛起；三是古典音乐领域的名人不断增多，中国流行音乐也在局部走向世界；四是中国先锋艺术在西方走红。但是，在一些领域却始终是墙里开花，墙外闻不到香味。中国电视剧这二十来年发展很快，产量非常大，许多电视连续剧的质量很高，但很难搞到国外去，也许在周边国家如韩、日等还不错，但在欧美根本没有市场。中国文学、中国图书更是一个“老大难”。

德国之声日前报导：据法兰克福书展协会2005年的统计数字，德国出版商只从中国购买了31部书的出版许可，而同年中国出版行业却从德国购买了379部书的出版许可。

在文学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有西方语言译本的不少，但西方普通民众知道的几乎没有。现代中国文学，也有不少译成西文的，但同样主要在汉学家的圈子里流通。当代中国文学，近年来译成西文的有所增加，但数量还是很少，影响力大的可以说就没有。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

据检索，八十年代来以德语出版的中国小说家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如张洁有4部（都是80年代出的，沉重的翅膀，琉璃城，短篇小说选等），苏童有3部（妻妾成群，米，罂粟之家），张贤亮有1部（习惯死亡），张抗抗有半部（与张洁合的小说选），王小波有1部（小说选），王朔有2部（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王蒙有两部（蝴蝶等），余华有2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有4部（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枯河等），王安忆有4部（主要是中、短篇小说选），李锐有2部（银城故事等），阎连科有1部（为人民服务，刚出），卫慧有2部（上海宝贝，我的禅），棉棉有1部（糖），木子美有1部（遗情书）。海外作家：高行健至少有3种（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虹影有4部（流逝等），戴思洁有2部（巴尔札克与小裁缝等），此外还有Anna Wang（中国女孩），张戎（鸿），德国的罗令隐等原作为西语的作品。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完全查不到德语译本，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高晓声，叶辛等。八零后中国作家群还完全没有进入西方视野。

诗歌方面，波恩汉学家顾彬说几乎都翻译了。但发行量和影响力自然是十分有限的。最近听说一位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在德国出版了，发行量为600册。

除了张戎的野天鹅、虹影的一些同样也是以西语写作的作品尚可列入一个时间段的（较）畅销书之内，中国作家的作品（无论古今）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

是什么阻碍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瞩目中心的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呢？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障碍。

其一，地位障碍。从李鸿章洋务运动，经康梁改良、孙中山，五四运动，直到今天，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有强有弱，但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即使在文革结束前的几十年里，马恩列斯等洋人也一直是中国尊崇的对象。100多年来，不计其数的外国书被译成中文，文学中只要是有名气的，几乎都有中文译本。但是，反过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实际关注度低得太多，完全不成比例。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不管说还是不说，这一、二百年来，西方中心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实际上的定论。这是个观念中的地位严重不平等问题。这种观念是可以扭转的。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随着日本经济的发达，日本文学也受到高度重视，一批日本作家成为西方普通读者熟悉的名字，许多日本文学作品在西方畅销。现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世人对中国日益重视，这个障碍实际上已在消失的过程之中。

其二，语言障碍。在不久前德国施普林格中国科技出版顾问委员会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副局长吴伟说：“翻译是个大问题。举例说，国外的书在国内几乎都能找到中文译本，而且几乎和国外图书同时上市，比如‘哈里波特’‘达芬奇密码’等。但是中国的图书要出去却要经历更长的时间。‘狼图腾’2005年由某国际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版权，但该书要到2008年才能出版，其中很大的问题是翻译问题。200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受活’，已经卖出了英、法意版的版权，但到现在还没有人翻译。”中国有庞大的掌握英、法、德等西方语言的族群，其中精通科技、社科、文学等翻译的人才都很多。西方国家的精通汉语的人就少多了，有中国文学理解与翻译能力的更少。随着中文热在世界的升温，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文翻译人群出现。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后会好得多，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会很困难。

其三，思维习惯障碍。德语中有个成语：“一本用七个印章蜡封的中国书”，以形容事物的神秘。几百年来，西方人一说中国就会想到“神秘”，就象普通西方读者对卡夫卡作品那种感觉：一定很难懂。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有好奇心，但也止于好奇心，这从马可.波罗就开始了。是的，方块字和“蝌蚪文”带来的思维上的习惯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可是，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觉得西方文学不好理解，甚至经常怀有很大兴趣，很大的共鸣去阅读，而西方人会对中国文学就不能那样呢？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努力，能够大致上理解西方了；而西方人理解中国的努力还刚刚开始。

怎么克服思维习惯障碍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里谈到的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当代中国文学）质量不行；二是他说质量不行的原因是中国作家不会外语。实际上，他说的都是一种表面感觉。他所崇拜的李白、苏东坡、鲁迅，在西方难道就家喻户晓了吗？总不能说他们也质量不好吧？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其实他想说而没有想透并说出的可能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西方人很难产生共鸣，很难参透里面的“质”。

有三个参照物可以照一照这个问题：一是上述日本当代文学。日本当代文学受西方影响很深，“失乐园”、“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仅从这几部小说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深深的影响。虽然，日本人的民族习惯保持得很顽固，很深，但他们吸收西方文化的程度也是非常深的。于是，日本当代文学实际上成了一种混合物质，同时也成了西方读者能够理解、能够共鸣的东西；二是49年前的中国文学，茅盾、巴金、胡适、张爱玲、曹禺，他们的作品哪一部不是深受西方影响的？有些作品甚至有很深的模仿痕迹。对西方人来说，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很久以前的陌生的事陌生的世界，但却能够代入进去，自然比老舍、贾平凹等“土人”好理解得多，也容易认同他们的“质量”；三是近二十来年中国电影之走向世界。许多中国人对张艺谋、陈凯歌们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刻意去迎合“讨好”西方观众，用色彩，构图，奇异，美女去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为得奖而把电影拍得不中不洋的。

其实，世界需要的是相互走近，融汇贯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需要张艺谋和陈凯歌，尤其在这个过渡期里。从长期看，“土”路要有人走，“洋路”也要有人走，更多的人应该走的是土洋结合的路。时间久了，不仅走“洋路”的中国作家能够为世界接受，即使一些作家坚持的“土路”也会慢慢为世界所理解的。

顾彬说的是“外语”，实际上感觉到而没说明白的是“外国思维习惯”。当然了，也不能以“思维习惯差异”为理由而放弃对质量的追求。质量真正高的、真正世界大师级的作品近几十年来是否已经出现了，不能下定论，但也难以指望过高。许多人对顾彬的观点是认同的。中国文学评论家雷达前不久还说，中国当代确实没有大师出现。这方面，自然还需要中国作家（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共同努力。中国需要一大批有“野心”更有作为的作家。

第四个障碍（无关排列顺序）是，对写书出书仍然有所控制。文化革命结束前漫长的几十年里，出不了世界级的书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种以宣传为目的、严格控制的出书体制决定了出不了好书。这些年来，在性描写方面也许跟世界基本取齐了，放宽多了，但在政治取向方面还是经常有控制。顾彬说中国作家胆子小。但是，如果写了书而出不了，有几个人愿意去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写呢？文化、出版环境的进一步宽松自然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

从法兰克福出发

中国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真的那么重要吗？当然了，不能无限夸大：单独地看，这个事件不可能与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相提并论。短短几天，要让中国图书和中国文学大步走向世界，也是天方夜谭。

但是，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在世界最大的书展上宣传中国图书、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许多步骤中的一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从这点看，体育盛会在前，经济盛会在后，文化夹在中间，同时发展，至少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操作得好，也能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中国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实际上已经有多年了，这几年想了很多办法。最大的一个步骤是在全世界建孔子学院。还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吴伟提到的“中国图书推广计划”，即用资助翻译费的形式推动中国图书以外文出版，中国28家出版集团作为首批成员单位正在做这件事。中国作协也有翻译100部中文作品的计划。除了法兰克福外，世界上自然还有其它许多现成的舞台，还有许多可以自己搭建的舞台，包括与法国、俄罗斯等不少国家共同办的中国年。中国已经打破了以个别外文出版社以宣传目的为主的方式，中国文化之走向世界已经逐渐具有多元操作模式。

在这整个过程中，法兰克福书展终于把中国“封”为主宾国，还是很有意思的。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对中国图书、文学作品在西方和全世界的出版好好地推动一下。书展期间，通常有很多研讨会，朗诵会，可以让一批中国著名作家来参加，宣传自己，还可以结合视频等举办丰富的活动。任何舞台的利用，中国想必都不会错过，更何况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书展，是世界出版商必到之地。（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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