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德媒这样评述德中建交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德建交公报签署后第二天出版的《世界报》就发表评论指出："北京和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必要之举，从联邦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出发值得欢迎。它符合一个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现实。两国间将由此发展出怎样的政治关系，今天或许还没有人能够预言。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工业国家，联邦德国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小可。中国希望找到一扇进入西欧的门户，在欧共体内找到一个伙伴，这个伙伴（联邦德国）不应该拒绝。"

在宣布建交前，德中两国政府进行了一段时间不长的试探接触。《法兰克福汇报》在1972年9月30日有关德中就建交事宜达成一致的报道中写道：

"在两国首都设立的大使馆将获得领事权。联邦政府不会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因为--正如（德国）外交部周五所作的解释--对于波恩来说并不存在台湾问题。联邦外交部长谢尔下周就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的间隙展开首次会谈，同中国副外长黄华进行接触。之后还计划在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长姬鹏飞举行多次会谈。在波恩，并没有商定与（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会面。不过并不排除这样一次会见的可能。"

"波恩方面重视的是，同北京建交不应该被当作轰动事件看待。（德国）与所有由此愿望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意愿，在1969年10月的政府声明中就已有宣示。现在正是在逐步开始充实这些关系。在此背景下，外交部指出，这一政策并不针对任何一方，而是属于联邦政府'缓和外交'的一部分；此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谢尔将利用在北京的时间，探讨加深这一关系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伙伴

《世界报》在1972年10月12日发表客席文章"中国视波恩为政治伙伴"，提出了与联邦德国建交"对北京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可从外交、内政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外交上，与波恩建立联系是北京加强其反苏立场的诸多步骤之一。自从布拉格事件，自从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宣布以及中国认为与此密切相关的1969年中苏边界争端以来，反苏成了中国结盟政策的首要标准，而不再是阶级斗争。"

作者以此解释中国为何同政治世界观截然相反，但与苏联都有着某种利益矛盾的国家，如希腊、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乃至宿敌日本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美国接近。

"联邦德国在这些国家的圈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在北京十分看好、但被莫斯科屡屡攻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扮演领导角色；此外它还同中国一样，因苏联对领土的饥渴而饱受困扰，以至于中国人觉得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情感能够得到德国人的理解。尽管有'东方条约'，（苏德之间）由此种种可能的潜在矛盾，从中国的统一战线--即尽可能地孤立苏联--的策略角度看，无疑是一件好事。"

内政方面，作者认为，与联邦德国建交是总理周恩来外交政绩上的又一个成功故事。此前，尤其是在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发生了矛盾，这一外交事件后来被党媒宣传为重大胜利，周恩来得以全面贯彻其主张。最后还应提到心理因素：

"在外交，中国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中心。过去被视为殖民强权的欧洲国家，现在向中国派出了代表使节，他们受到了热情欢迎，也感受到了对方的自豪和保有距离的尊严。长期以来忍受屈辱的中国又找回了旧有的自信。这种自信的一部分也反映在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庆祝仪式中。"

从革命到外交，从造反到建设

1972年10月15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发表长篇背景文章，回顾了德国和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交往历史。从普鲁士王国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义和团运动和德国的殖民侵略、参加长征的德国人李德、中共建政后与东德建交以及与西德的非官方往来，直到1960年代末北京和波恩开始谨慎互动，及至1972年联邦德国出现了一个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关注中国的高潮，工业和贸易界则开始看好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潜在产能。

文章认为，此时的中国"并非军事和经济强国，却成为了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对立面"，"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把自己荒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能量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然而尽管开始了外交开放，这个国家依然还是封闭的。"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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