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23条增外企成本 香港尚未“内地化”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立法会3月19日无异议全票通过《基本法》第23条草案，特首李家超称这是“香港的历史时刻”，国家安全终得保障。欧盟发布声明表示，条例加剧对香港基本自由和政治多元的侵蚀，涉及“境外干预”与“国家秘密”有关的条款定义宽泛，且具有域外效力，质疑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吸引力。香港德国商会在谘询期间数度与港府会晤表达意见，DW在草案通过前采訪商会主席Johannes Hack，请他分享看法。以下为专访内容，在不影响原意与脉络下，经编辑节录整理。

DW：《基本法》第23条会多大程度影响香港外商？有什麽影响？

Johannes Hack：关于第23条，我们试图指出两个关注点：一个是守规成本（compliance cost），另一个是观感（perception）。

守规方面，说实话无论在哪里开展业务，每出台一项法律，都要付出一定的守规成本，在欧盟和德国也有很多企业必须遵守的生态方面法规。就第23条而言，我们当然希望遵守法律，不想误触或以其他方式触犯法律，这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可能的问题是某些定义实际上相当宽泛，像是国家秘密的定义。例如，外资企业在接触数据和出版报告时，可能要增加资源和人力，让法律和合规部门确保内容安全，以防这些资料和业务受挑战。

所有涉及勾结（境外势力）的部分定义显然也非常宽泛，且罚则相当严厉，这可能导致企业过度遵守——不再有所作为、不再在香港做本来会做的事情，这是企业面臨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认知观感，平心而论，如果你生活在香港，你会知道香港和内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方面都是。我去过内地，也在香港生活了6年，但是在德国，很多人似乎都认为香港实际上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当然，在香港我们要反对这种看法，这是因为香港有其价值——我这里说的是商业价值——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国，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第23条的部分措辞，有关“国家秘密”的定义更倾向于中国大陆那边的定义。如果我们与德国的利益相关者讨论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游说工作告诉他们：你看，香港还是有优势的。你所熟悉的香港还在，它可能不是跟5、6、7年前的香港100%一样，但跟中国仍有明显不同。这就是观感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尤其是对德国企业来说，因为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实力非常强大，我们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我们显然喜欢在中国开展业务，但如果香港与中国大陆完全一样，或者被认为更像中国大陆，那麽当然风险可能会增加。德国企业会认为：那我们为什麽不把香港排除在外、直接去中国大陆呢？

DW：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外商之中哪些行业会更关心遵守第23条？

Johannes Hack：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德国公司来说，我估计他们不会受最大影响。因为传统上，德国公司在香港主要从事物流和采购业务，在金融服务方面不是很强，触犯此类法律的风险真的很低。

不过，资料数据行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认为金融服务业的风险还是略高。他们在谘询阶段显然讨论过：如果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大陆股票的看跌报告，会发生什麽？这会成为问题吗？政府回復：不，这不是问题，如果分析有理有据的话。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有那些尚未进入香港、在观望追踪局势的公司。从本质上讲，香港提供的是服务型经济，如果想吸引新的业务，资料数据、生物健康行业等等是关键。显然，这些领域可能会有问题。

不管出于什麽原因，如果我碰巧知道在大陆试用的某种药物导致了异常多的严重疾病，而这是我在与政府官员讨论时得到的信息。如果我经由香港把这个消息回报，这显然会产生影响。那这算数吗？属于国家机密吗？会被涵盖（在23条）吗？

DW：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目前为止您们最关心的是国家机密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关于所谓境外势力或境外组织的立法内容。对于外国人和在香港经营的外国组织，这类境外干涉的罪行是否也让您担心？

Johannes Hack：自2020年以来，《国家安全法》已经到位，实际上该法中也有一个勾结条款，且相当广泛。广义来看，关于勾结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现在有了这部法律（23条），关于它可能意味著什麽又有了更多、更细、更深的讨论。

我不想积极思考它可能用在哪，也许我想消极地说，我不认为它应该对企业有用。如我刚才所说，内地政府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香港和“两制”的价值。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现在求稳都被放在首位，只有稳定了才能继续前进，经营才能更好，这可能是从亚洲的角度来看的；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相当恰当的思考方式，但也许平衡有点不同。回到你的问题，但愿“与外国势力勾结采取行动”这不是企业通常需要担心的事情。

DW：23条不足以成为一个够大的因素，令到外资离开香港吗？

Johannes Hack：我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市场仍然是一个有趣的市场，而且是我们都非常积极选择追求的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市场，这里靠近东盟，我们在许多国家做生意，相信我，那里的外部条件比香港苛刻得多，但我们仍然在那里做生意，因为它是值得的。所以我不认为任何人会看到这一点（23条），然后就说：好吧，我准备要撤离这里。

如果你本来就不在香港，正在思考要不要去其它亚洲城市，那可能会有影响。但这又是很难准确衡量的，这也是为什麽我们一直告诉政府：记住，解释得越清楚、越准确，代价就越低。相对地，企业守规的成本也会更低。但这都是相对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DW：过去数年外资企业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局势和移民潮下导致本地人才流失。香港政府在经历了过去的乱荡之后，正在努力重塑国际形象。总的来说，您认为香港是否回到了复苏的正确轨道？ 

Johannes Hack：我认为香港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正在朝著正确的方向前进。我已经公开说过，可以再明确地说，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香港的，我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生活质量非常高。对我们来说，让人们搬到这里来工作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没有那麽严重的人才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

我再次希望香港政府在立法通过后，继续向前迈进，然后表明安全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让我们专注于开放，专注于参与，让香港成为一个吸引人来做生意的地方。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总是可以做得更多的。关于开放，我们认为还能有更多的发展，包含与23条无关的方面，例如我们一直在推动让香港居民更容易地进出大湾区。

DW：简而言之，您认为香港经济要复苏并与国际商界重新建立联系，面臨的最大挑战是什麽？

Johannes Hack：从香港以外的欧洲角度来看，显然是要确保人们认为香港与大陆有本质区别，确保“一国”是毫无疑问，但“两制”要在实践中被明确展现。仅仅说“两制”是不够的，必须让人们看到它的存在，因此香港需要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内地不可能有的开放性，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香港而不是内地，让人们看到香港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同时又是中国的一部分。

DW： 那么您所说香港的“两制”特点会否被23立法损害？

Johannes Hack：如果该法没有拿来运用，那麽它只是法规中的另一条法律罢了，并不意味著什麽，但如果它被经常使用，那麽就有可能对我们产生影响。因为显然会有声音关注它对业务造成的影响，这是我应该注意的。但我还是愿意采取积极的态度，因为这是中央政府和《基本法》要求必须这样做的。在这之后，香港就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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