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经济增长尚未走出低谷

德国之声：中国近几个月经济数据似乎比预期的好，尤其是工业生产，这说明贸易战的影响有限吗？

沈凌：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基本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PMI，其它的增加值和消费也都不错。一个原因可能是去年的基数比较低，看同比的话（11月）增幅的确高于上月，但是如果整体看过去两年，还是在低谷徘徊，涨幅没有跳出低谷的趋势。

我不认为这证明贸易战影响有限。因为贸易战的影响不会那么明确体现在每个月的经济起落上。从大的层面上看，贸易战对GDP的影响本来就不大。它是一种更长远的影响，而非短期的情绪式影响，比如说对股市。它对GDP的发展影响并不大，毕竟我们对美出口只占整个出口的一小部分，依赖度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而从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已经有一点转向了。比如政府专项债券的使用已经提前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在用明年的额度了。这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是有利于拉动经济从低谷向上爬升的。货币政策上也提出"逆周期操作"，这样也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我更多认为，一方面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去年较低的基数，加起来表现在11月的经济数据上。

德国之声：官方总结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是"稳中有进"，您觉得进步在哪里？

沈凌：一直在说的"稳中有进"，当然是一种官方的措辞。我想主要就是证明我们的增速还是维持在中等水平，不是迅速下跌。因为迅速下跌对整个经济的杀伤力会很大。GDP增幅从原来的百分之八点几到七点几再到6，是经过几年的逐步下降，这样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比较小，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减少对就业、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冲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稳中有进"。

德国之声：有专家提出今后的目标将是"保4争5"的说法，您对这个数字怎么看？

沈凌："保4争5"这个还没有听说过，应该还不存在吧。因为如果真的要跌到（百分之）四、五的话，冲击会非常大。刚才我说到逐步下跌，这个逐步的过程中就是在释放经济增长的压力，另外就是同时考虑就业的压力。我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其实是在逐步减缓，因为我们的人口压力正在减小，生育高峰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领域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供应短缺的现象。一方面GDP的总量上升了，一方面就业人口压力减小了，所以现在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比以前高增长的时候，从解决就业角度看，应该是可以更从容。

因为现在GDP的总量大了，现在的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GDP绝对值比以前的两个或三个百分点创造的要大得多。而进入就业市场的新增劳动力又减少了，所以在解决就业、社会稳定方面，现在6个点的增长速度（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可以超过以前的7个、8个点。所以从稳定社会角度来讲，共产党政府没有那么迫切一定要"保8"，觉得现在6也是可以接受的数字。

德国之声：有外媒分析认为中国刺激经济的举措比过去更谨慎，是这样吗？

沈凌：我们现在的刺激经济政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确是比以前要谨慎很多。特别是相对以前那个"4万亿"刺激政策的时候，谨慎多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虽然短期效果很好，但长期的隐患很大。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对这一点的共识还是比较大的。表现在目前的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无论是产业还是货币政策，确实比以前谨慎很多。

而中国的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可以运用宏观经济的手段来提高一点经济的增速，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其实是长期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我们怎么样去把握改革开放的力度，促使我们长期的结构继续向好，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继续发挥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德国之声：如果说，现在的经济形势足以让中国政府比较"淡定"，那您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哪些问题是亟需解决的？

沈凌：我想我最近两年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速，是六或者五点五或者6.5，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在这样的逐步降速的过程中间，把我们长期的，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潜力的这个结构调整好，或者说转型升级升级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经济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但这个是我一直觉得很悲观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大学体制、科研体制、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金融市场，到目前为止，都还看不出来有多么大的改观，能够使得我们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能够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我们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一定需要直接融资市场的支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需要我们大学和科研机制的改善，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非常好的信号。只有金融市场，我们现在在试图通过科创板，重新把一五年失败的那个创业板的注册资本捡起来，这个已经耽误了四五年了，耽误了一届政府的时间。

其他方面的我现在还没看出来，所以从中长期来讲，我还是比较悲观。短期来讲，我其实反而是比较乐观，因为现在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空间是很大的，因为前段时间忍受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而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在未来使用的余地还是很大，如果是需要的话，把增长拉到6.5，甚至拉到七，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长期的趋势，改革的动力何在？改革未来的着力点在哪里？现在还不太看得清楚。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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