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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后胡耀邦30年 死寂的中国可有黎明?

Phoebe Kong
2019年4月15日

三十年前的4月15日,一位前领导人的死讯点燃了中国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三十年过去,胡耀邦时代的高官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德国之声专访前中国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这位被誉为胡赵时代的开明派官员眼中,体制改革仍是出路还是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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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ongkong Jahrestag Gedenken Tiananmen
胡耀邦任内提倡体制改革,反对个人崇拜并废除公职终身制。他在1989年4月15日离世,是“八九民运”的触发点,并以六四镇压收场。图为香港举办的烛光集会争取平反六四。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K. Cheung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三十周年之日,他的长眠之地江西共青城举行民间纪念活动,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皆同胡家家属齐集致意。官方表现低调,并没有任何高官现身。据参与者向德国之声透露,共青城的现任和前任市委书记,以及江西省一位原政协副主席出席了仪式,另有约300多位干部和群众自发赴会。

德国之声:胡耀邦的忌辰踏入三十周年,官方一贯低调处理,民间的关注度也愈来愈低。但您和部分前干部仍然坚持纪念这个日子,原因是什么?

杜导正:4月12日,我在耀邦的追思会上说,马上就到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五四”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面旗帜,一个大的历史转折。简单说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对于这四个字,我认为中国人奋斗了100年了,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中国在五四以后,在邓胡赵(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出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都是一次大的进步思潮,这个思潮就是“民主科学”。

“民主科学”这个口号,在中共差不多100年来的奋斗过程中,她进步的时候就举着这面旗子,退步的时候就不提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那十几年,实际上是高举着五四的口号“民主科学”实现了转折和大的进步。

胡耀邦作为共产党一代的领导人,他也不是个完人,也有错误,也有缺点。我自己在他领导下工作了那么多年,总的说这个人在民主科学问题上,是五四运动继承者里的代表性人物。那十来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更好一点,但政治体制改革反而落后。邓胡赵走了以后, 这30年来进进退退,退的多。

Gedenkveranstaltung zum 30. Todestag des Generalsekretär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Hu Yao-Bang
4月15日,胡德平和胡德华在江西共青城纪念父亲忌辰三十週年,献花致意。(照片由与会者向德国之声提供)图像来源: Privat
Gedenkveranstaltung zum 30. Todestag des Generalsekretär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Hu Yao-Bang
众人手持鲜花在江西共青城向胡耀邦致意。参与者向德国之声透露,约有300多位干部及民众自发出席活动。(照片由与会者向德国之声提供)图像来源: Privat

德国之声:近几年来,当局只有在2015年胡耀邦诞辰百周年高调纪念,但对他的忌辰总是显得避讳。你怎么看官方30年来对他评价的态度?

杜导正:我作为一个媒体人,这问题不宜做过多揣测和想法。执政者有时候考虑问题左一点、右一点、高一点、低一点。耀邦这个问题上,总的说100週年的评价是对的。这次,官方至今没有什么表示,我估计也不一定有。但老百姓、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评价,没有任何变化。

邓胡赵那十几年,中国整个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变化,胡耀邦和赵紫阳走得更前一点。不过总的来说是邓小平带头的,否则体制改革走不起来,因为保守力量很大。所以我的看法是邓胡赵还是要绑在一块看。

那十来年总的来说做得不错,经济改革方面做得更好,成绩也不小,持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改革方面滞后,以致于后来发生了六四事件。六四事件,邓小平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功劳又最大,没有他带头这潮流带动不了,要给他很高评价。我觉很矛盾,改革开放大问题上邓小平有功劳,但是“六四”他要负第一责任,所以我确实有点矛盾。

Bildergalerie Hu Yaobang mit Zhao Ziyang Archiv 1982
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左)与总理赵紫阳(右),摄于1982年。图像来源: AFP/Getty Images

德国之声:作为胡耀邦时代体制内的一员,你对今昔体制改革的发展有何感想?

杜导正:我觉得在邓胡赵时期,整个意识形态很活跃。有人说,是媒体的春天。那时我处于领导层里面,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参加很多中央会议,那时就比较民主,会上经常可以畅所欲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我认为小平同志抓得不得力,没有什么进展。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去,经济改革的成果都可能被断送掉。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科学的检视,就是实是求是,大概就这样,现在大家都很希望实现。

我认为江泽民和朱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两个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那两个时期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对知识分子这一块,我觉得不好,大家意见很多。我们老同志们只能够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不断地呼吁。老同志里面,李锐(前毛泽东政治秘书)、杜导正、何方(中共党史专家)等,我们一大批人在《炎黄春秋》整整奋斗25年了,就是为了“民主科学”,这个理念一直没有动摇。我们为胡耀邦在媒体脱敏作出有效的努力,在公正评价赵紫问题也下了不少功夫,也给邓小平很高的评价。另外,我们在民主法治和市埸经济问题上也做了探索,而且大胆提出要参考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那是2007年。后来《炎黄春秋》又在宪政问题上探索,效果很不错。

我们老同志尽了力发声,以前还有《炎黄春秋》这个阵地和平台,2016年初(停刊前夕)发行量达到19.6万份,影响愈来愈大。后来官方认为这调子和它不一样,要我们改变,但我们都认为这方针一个字也不能后退。相反的,官方对杂志采取了压制态度,结果现在大家都不说话了,民主环境不如前。历史上最怕老百姓不说话,现在民间静悄悄。我说是黎明前静悄悄,也就是黎明前的黑暗,这对国家很不好。

Gedenkveranstaltung zum 30. Jahrestag des Todes des Generalsekretär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Hu Yao-Bang
杜导正(右)与胡德华4月12日在故耀邦故居参与追思会,同时阔别这幢前领导人的住所。(照片由与会者向德国之声提供)图像来源: Privat

德国之声:放眼未来,你对中国的改革之路是乐观还是悲观?

杜导正:我今年已经96岁了,经历了这么多历史,看了不少有关书籍。我的看法是,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文化很深、历史上很优秀的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是多少人一块一块小的聚成大的,大的又联合起来,实际上是个小的联合国。她的文化,她的政治,她的经济,都是多元化的。

当然,中华民族也有缺点,就是封建社会历史太久, 封建的东西侵润太深。所以这个国家要转到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路上不容易,她的步伐比预计要慢一点。中国有差不多14亿人口,幅员960万平方公里,有她的难处也有她的优势。但我的看法是,中华民族一定会跟上时代,而且会走在时代的前端。

不管怎么说, 客观上中华民族知识分子 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有贡献、有探索。但封建社会的历史太久太久,封建意识太深,看来中国要实现成为民主法治的国家,路还是很漫长。而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派是历史上的现象,共产主义在历史上也只是一个潮流。大家都在历史中探索,探索潮流当中有成功、有失败,目前来看失败的例子很多,问题还多得很。中国要跟上潮流,我认为就是八个字——“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中国必须走这路,想躲开这条路会碰得头破血流。

杜导正在八十年代末出任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任期横跨八九民运。他告别官场后担任著名自由派政论月刊《炎黄春秋》的社长,并组织出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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