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强的事”
2016年2月17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隔4年再见到范俭，他脸上已经少了4年前的迟疑与谨慎，现在更多展现在他脸上的是自信与自豪。他指导拍摄的纪录片《吾土》闯入了本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是老陈一家15年前从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通过承包一片菜地，卖菜谋生。但是，2010 年，随着北京的城市扩张，老陈承包的菜地被村委会卖掉，一家人苦心经营的家园也要面临限期拆除。老陈认为补偿条件太低，再加上家乡的土地已被卖掉，因此他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此后，老陈和妻子李小凤开始用拍摄DV、发微博等各种方式开始同村委会进行艰苦的抗争……
德国之声：4年前你参加"新生代青年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 Campus）的时候曾表示过，希望在参加训练营培训期间找到合适的制片人。当时还将制片人与导演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夫妻"。当时你找到合适的制片人了吗？
范俭：其实导演和制片人就是搭档，和夫妻差不多一样的感觉。（笑）后来我太太做了我的制片人。4年前她也来了，当时她还只是我的女朋友。后来她专门做了纪录片《吾土》的制片人。她为这部片子申请到不少基金的支持，例如圣丹斯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的基金扶持。所以说，4年前不但成功地找到了制片人，还找到了真爱。（笑）。
德国之声：4年前你给这部片子取的名字是《在城市里奔跑》，为什么这部片子最终改名为《吾土》呢？
范俭：我还是想让标题更直接和简洁一些。我最近的几个片子片名都很短，从《活着》到《吾土》，再到《寻爱》。我觉得电影就是应该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而且我不喜欢电影里有大量文字性的内容，越简化越好。让影像更多一些。
德国之声：《吾土》这部片子完成之后，你给老陈一家看过吗？
范俭：有。这个片子剪完之后第一个观众是我太太，然后就是老陈一家。
德国之声：老陈一家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反馈吗？
范俭：可能是因为他们看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几天后我去拜访他们一家人，他们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特别惊讶的地方是，为什么我在片子里用了那么多他们自己拍的素材。他们觉得自己拍的就是一些家庭录像，也没想到怎么家庭录像成为一部电影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们看到自己两年前、三年前的样子就惊讶地说："唉，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是喜欢我这部片子的。
德国之声：老陈知道这部片子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吗？
范俭：知道，我带着这部片子去海外参加电影节之前都会告诉他们一家。我觉得，老陈一家对于这部片子能在海外电影节放映这件事，内心中有一种骄傲。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担心。在中国有时候你必须非常小心，不管是他们（老陈一家），还是我们拍片的人。因为他们毕竟（因为拆迁的问题）遇到过很多冲突，而且为了孩子他们不希望跟政府之间存在直接的矛盾。所以他们既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很多人看到，但同时又担心被政府知道，实际上是两种混杂在一起的心情。
德国之声：如果你自己给《吾土》这部片子打分，从1到10，你会打几分？
范俭：我会打在6到7之间吧。我觉得这部片子在讲故事的方式还不够好，另外电影的手段还没有很高。很多时候靠对白，我希望未来我的电影更多地能依靠影像本身让观众能有所感受，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对白来推动。我觉得这是电影该做的事。再者在制作层面，例如声音的质量等等都还有改进的空间。
德国之声：你拍摄的不少纪录片选择的题材内容都和民工、农民等社会群体有关。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范俭：我的父母曾经也是农民，也做过农活，这可能是一种关系，（让我更加关注农民群体的生活）。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内心的层面。我也是一种类型的移民。我父亲是重庆人，参军之后到了宁夏留在那里，所以我的家庭是个移民家庭。我在宁夏长大，后来去武汉上学，在山东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又去了北京，一直都是移民的状态。如何找到自己的根，也是我的一个困扰。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对于我来说也没有归属感。即便我现在有北京户口，在北京生活得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所以可能正是这种归属感的缺失，正是建立我和他们（被拍摄者）之间一个关系的桥梁。再有一个原因可能和我以前曾经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有关。作为记者对于社会话题会有一种职业上的热情。
德国之声：你对未来5年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范俭：未来5年我想我还是会专注于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而且要出一到两部更高水准的作品，争取达到至少在中国是一流的水平，如果还有可能，争取能做出世界级一流的纪录片电影作品。这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值得一做。因为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强的事情。或者说是，属于我们70后电影人的时代到来了。如今登上柏林电影节的不再是张艺谋，甚至不再是贾樟柯，而是杨超（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或者我这样的70后。我觉得属于我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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