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多民主？转型国家中排77

7月22日，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Transformations-Index，简称BTI)在波恩的德国之声总部大楼被正式公布。该指数的计算模式十分复杂，有很多子项，其中重要的有“政治管理指数”和“社会状况指数”。排在“政治管理指数”前10名的国家依次是：爱沙尼亚、立陶宛、智利、博茨瓦纳、马里、斯洛伐克、乌拉圭、哥斯达黎加、韩国和斯洛文妮亚。这些国家的特点是政治领导阶层在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化上卓有实效。

该指数考察的对象是116个国家，考察的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3年。该项目的发起人之一罗尔夫.朗哈默尔说：“这是一个定量化的指数，我们不能保证当中没有错误。我们尽可能与那些能得到或者能鉴定某个国家的数据的专家合作。我们还请人进行校准核对，也就是把一个报告人的报告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审核，看看报告是否让人信服；我们还进行小组内部的讨论，还与其它的定量化指数，如‘Freedom House指数’和‘经济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

贝塔斯曼转型指数的一个特点是侧重衡量政治精英阶层的政治管理成绩，而其它类似的指数往往偏重的是经济上的成就。与这一“政治管理指数”互为补充的是“社会状况指数”，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化的形式上的指标。“社会状况指数”的标准相对来说更容易检验，例如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公民参政的程度和价格与货币的稳定程度等等。“社会状况指数”的前10名依次是：匈牙利、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爱沙尼亚、波兰、智利、韩国和台湾。

这两项指数中东欧国家占了多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的东扩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化。罗尔夫.朗哈默尔说：“在东南亚，台湾虽然在民主化上不如韩国活跃，但是仍排在领先之列。新加坡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经济虽然发达，但是在民主化方面尚不令人满意，因此它总的转型指数排名也受到影响。”

在谈到拉美国家与亚洲国家的不同时，罗尔夫.朗哈默尔把中国当成例子来说。他说：“中国像是这一地区的老大哥，他鞭策着周围的国家向前走。一方面，从中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获得很多利益，可以向中国出口，可以在那里挣到大钱；另一方面，人们也知道中国的出口潜力如果全部在世界上的到释放，将会对其它国家形成怎么样的竞争压力。也就是说机会与风险并存，人们也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这使得这些亚洲国家以很快的速度去适应这种竞争和克服危机。而在其它地区这不是这样，例如在南美，巴西就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庞大的竞争对手，非洲更不用提了。”

尽管如此，非洲的博茨瓦纳和马里这两个国家也在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有趣的是，这两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发展指数中排名十分靠后，其生活水平低，人均寿命短。杜伊斯堡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弗兰茨.努舍勒尔认为这两个指数并不矛盾。他说：“一个国家的民主指数很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很聪明，积极促进了自由民主选举，但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受到了世界银行和发放援助贷款的国家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如乍德、马里和所有西非国家，都是受到了这样的压力才进行民主化改革的。”

不是先有民主化这个鸡，然后才有富裕这个蛋

弗兰茨.努舍勒尔虽然是贝塔斯曼转型指数的发起人之一，但是他并不同意该指数报告的几个基本命题。例如，他不认为民主化一定是富裕的前提条件。他说：“我不认为民主是鸡，富裕是蛋。我们知道这在经验上就站不住脚。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都是先经过了独裁，例如韩国、台湾、泰国、巴西、智利等国家。”

但是，没有民主和完善的经济结构，富裕还能不能存在呢？发展中国政策研究所的专家迪尔克.梅斯纳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举了阿根廷为例子：阿根廷在衡量民主与经济的形式化指标的“社会状况指数”中排第25，而在衡量实际发展程度的“政治管理指数”中排第51位。一些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迪尔克.梅斯纳说：“一些阿拉伯国家也有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形式上的三权分立，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一些不成文的东西在起作用，实行的还是人治，而宪法的条文和机构并不重要。这些国家发展得不太好，在这些国家，企业无法进行投资，人们在那里只能通过‘关系’来买权利，也就说只能通过腐败来达到目的。”

贝塔斯曼转型指数虽然会被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嗤之以鼻，但是它毕竟有可以被民权组织或威权国家的反对党拿来作参考，看到自己国家在哪些方面有不足。对于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和企业来说，这个指数提供了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现状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