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租司机罢工透视中国新闻自由新起色

德国之声：您是否也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对“负面新闻”报道时开始转变态度呢？

展江：当然，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在推动新闻信息公开的一个进步。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媒体很少报道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在今年5月1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这些负面问题不是由官方媒体首先发布，而是由网络或是西方媒体占有主动，那结果只会更糟。

这种转变是否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意识到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迫于网民及国际媒体的压力“负面消息”正处于一种不报不行的境地呢？

是有这样的因素。有人认为，“有些消息政府自己不报道，西方媒体就会报道。”显然这样的做法是被动的。如果西方媒体不报，来自中国内部网民的压力，消息也还是封锁不住。所以在5月1日以后，政府内部达成的协议是类似的信息应该公开，而且要做到尽可能的公开。

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推行中国新闻透明度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三十年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事件都是正常现象。新闻不开放的结果将导致信息只能在民间流传，而产生出来的社会矛盾也不一定能得到解决。相反开放了之后，老百姓至少觉得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起码能比较正面地看待发生的社会矛盾。

目前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执行上是否遇到困难呢？

现在的问题是，国务院推行的政策到了地方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都知道有些地方官员工作中会出现问题，引起民众不满，他们很担心不光彩的消息被传出去。例如：前阵子一个辽宁的县委书记被免职后，地方上又重新为他安排了另一个单位的领导工作。这件事一出很多网民和群众都提出抗议，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向公众承诺这位“有问题”的县委书记的新工作只是暂时而已。所以这也算是新闻公开后，民众参与政府对话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类似出租司机罢工等社会问题近期被频繁曝光，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反而会给中国社会安全带来更多不安全隐患呢？

实际上，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什么事情都公开的程度。但按照西方媒体的新闻标准，中国还是有很大变化的。我要说，西方社会要允许中国有进步的空间和时间。新闻公开政策出现转折之后，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到，信息的公开是让媒体参与到事件的报道中去，而不是说由地方官员统一口径之后公开消息。

采访人物：

展江，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法学博士。经常对中国新闻改革进程发表看法，他在文章中强调，“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一味排斥负面东西，媒体就是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