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台港命运分道扬镳之时？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湾官方和民间都以高调的行动提起外界对此事的关注。上周四（5月23日）台湾总统蔡英文罕有地以官方身份，接见访台的多名六四事件亲历者和异议人士，当中包括王丹、王军涛、周锋锁等流亡学运领袖。她在会上说自己当年是刚毕业的年轻教授，那也是民进党成立不久之时，并趁机重申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主张。有分析指，这次高调会面打破了台湾政府三十年来的惯例。

而一如五年前，支联会和华人民主书院在这个重要年份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流亡世界各地的多位重量级见证人在五月中旬聚首一堂，探讨中国民主运动。不同的是，研讨会的主场第一次由香港移师台北。虽然台湾社会对六四的关注程度低很多，但外界对主办单位的决定不感意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近年来香港的形势紧张，特别是言论自由空间紧缩，许多与会者表达不愿到香港，或担心会有压力。台湾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每年六月四号夜晚，点点烛光照亮香港维园，风雨不改。三十年来，这个晚会一直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纪念活动。容得下烛光，但香港的大门已非为所有人而开。香港当年是救援逃难学运领袖的重要基地，不过事实上，无论英国殖民统治年代或主权移交后，流亡民运人士被拒入境香港时有发生。

来自台湾的曾建元，五年前也在香港机场被拦了下来，无法出席25周年的研讨会。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补充，“港府一直有黑名单，即使港英时代都有人因为身份太敏感来不了，回归后更紧”。他称过往方政、熊炎等知名流亡人士成功闯关，也可能只因政府走漏眼。

香港和台湾这两个距离中国最近的华人社会，不但是这段历史的第一目击者，六四也折射出两地的命运，在往后三十年走上不同历史轨迹。

台湾：八九民运的受益者？

六四镇压那一夜，台北中正纪堂外正在举行声援集会，即将大学毕业的曾建元身在其中。他忆述：“整个晚上，整个广场都挤满了人，我想大概有三万人。”当时民众集会所在的广场，仍然名为“中正广场”，而非今天的“自由广场”。但是台湾人已开始初尝自由的空气——在短短一年多前，国民政府才刚刚解严和开放报禁党禁。在那一夜的集会上，台北和正在实施戒严的北京进行电话连线。曾经活在戒严令下38年的不少台湾人，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

“凌晨的时候，集会民众清楚听到电话连线中，最后一位跟台北通话的是个北京大学学生，我还记得他叫马少康（读音）。他告诉主持人说‘中共开枪了，坦克开进来了’，他要挂上电话。当时他好像在北京饭店，这位学生告诉台北群众，他挂上电话后要到天安门广场，与同学、老师、北京市民共存亡。”曾建元当时跟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年纪，三十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他说：“这个电话，我想深深震撼了现场和收听广播的台湾人民。”

六四镇压之后，台湾各界发起声援和抗议行动。除了义愤，还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意结。曾建元说：“在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之下，中国情怀还是当时台湾意识形态主流。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而已，没有如教科书所写的‘黑暗与光明’那么悬殊，实际上我们感受到的是差不多。”虽然台湾已解严，但对公民社会的各种管制仍未撤底松绑。对岸学子们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张，也是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心声。“当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台湾学生非常愤慨，虽然它在骂北京学生，但我们觉得好像也在骂我们。共产党怎么对付学生，台湾人心里也感觉好像国民党压迫台湾人一样，投射了一种感情在北京学运上。”

六四后不到一年，台湾爆发野百合学运。数千学生在1990年3月回到中正纪念堂前，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及设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成立跨校会议，每天透过快报发布广场讯息，都是参考了北京同侪的经验。北京血腥镇压后遭受多国制裁，在前车可鉴之下，台湾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曾建元分析：“台湾国民党政府处理学运时有很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就是要跟北京处理六四的方式区隔开来。当全球在谴责中共时，台湾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自此，两岸政治发展走上迥异的道路。时任总统李登辉接见了抗议学生，并正面回应他们的诉求，掀开台湾民主化的序幕。曾建元认为：“有人夜郎自大，以为台湾民主化完全靠内在驱力来完成。其实放眼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没有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如果没有六四众多中国人民和学生的苦难牺牲，不会令当时政经大权在握的国民党政权，愿意那么快下定决心让台湾民主化。”

香港：昔日救人 今日自救

香港声援八九民运的故事，在三十年来被流亡人士反復提及，大概不少人都不感陌生。恰如其名，1989年5月成立的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援助运动和营救示威者上扮演关键角色。现在他们努力守护的不再是学生，而是记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向德国之声表示：“其实在六四后没多久，香港就有了自主的角色，一个独立于支援的角色，那就是要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香港最大型的群众运动，是1989年5月21日的百万人游行。当年人口只有600万人的香港，有六分之一民众为了北京学生走上街头。对于这个英国殖民地来说，那时的中国还是“邻国”。但数以百计香港记者、学生和市民亲身到了北京，见证历史。“所以开枪的时候，很多人目睹身边的人中枪受伤，甚至死亡。当时北京市民都尽量保护香港人，要他们首先撤退并答应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即便是留在香港的民众，也在电视台24小时直播画面前跟进整场运动的高低跌宕。

“因为这种密切关系，也有道义责任，所以香港人特别投入（纪念六四）。”相比今天年轻世代，因为身份认同而拒绝与支联会沾边，何俊仁说三十年前单纯许多：“大家未必很功利地想‘中国有民主我们才有民主’，没有想到那么远，也不怎么讲我是否中国人。”他续说，“而是出于强烈的是非感、同情心和义愤，大家有道德界线，觉得太离谱。”

慷慨激昂的运动结束了，愤怒和失望以外，不少香港人也带于恐惧面对倒数八年的殖民时期。这加速了港英政府在撤离香港前进行政治改革，增加直接选举席次民主化议会。六四后隔年，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成立，开启了本地的政党政治，并于1991年香港首次直选中大胜，律师出身的何俊仁也在“回归”前晋身议会。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曾经向媒体透露，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回归”前后都分别约见过他，要求停止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他断言拒绝。作为中国土地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维园的烛光还是燃点了近三十个年头。

保存真相、讲真话、教育下一代——何俊仁说，这是香港的在后六四时代的三大使命。“六四以后，赴京的香港人回来，我们很多律师为他们记下口头证供，有过百份之多。全都宣誓记录下来，现在锁在某个地方。”他说：“当中有很多记者和学生，我们为了保护他们没有公开名字，好让他们毫无畏惧说出真相。”虽然不知道是何年何日，但他肯定的说，终有一天这些档案都会公诸于世。收藏着死难者遗物的六四纪念馆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让这些第一手史实存活下去。

此热彼冷的六四情怀？

香港的烛光还能点多久？或许是很多人现在的疑问。作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却似乎比较看得开：“我为何要悲观？反而有人觉得现在才是要发声的年代。今天仍然站出来的市民是有道德感的，道德力量不是视乎乐观或悲观，而是责任。”他比喻：“等于医生去医治病人，不会多想乐观或悲观，治不治得好，你就是尽力去救。”

可是如果连医生也生病了，是否注定能医不自医？今年，烛光还是会依旧照亮维园。但这座城市被高压笼罩，许多人眼中的香港前路黑暗——民主梦还是遥不可及，自由已被急速侵蚀。就如六四国际研讨会移师台北一例，从政数十年的何俊仁承认，“香港已非完全自由的地方，这是政治现实”。

放眼宝岛，尽管民主自由兼得，对比一海之隔的香港甚至西方华人社区，普遍台湾人始终对六四很有距离感。九十年代起，选举普及和公民社会日趋成熟，台湾人的目光更多转到本土议题。两岸价值观渐行渐远，也令中国民主问题慢慢淡出台湾的公共视野。

曾建元观察，六四纪念活动早年由“统派”主导，强调中国人身份认同，最初有上千人出席，维持了大约十年便大幅式微。直到六四二十周年，一群在台湾读书的港澳大学生重新发起纪念行动，又适逢流亡学运领袖王丹来台教书，六四活动被赋予新一重意义——普世价值与人道关怀。

“时间是最大敌人”

曾建元认为，两岸发展难以切割：“为什么30年后台湾要纪念六四？它不单是中国对岸发生的历史悲剧，我们其实也心存一种感谢。当年他们这么牺牲，让台湾人汲取教训，用不流血方式开展宪政民主之路。”他认为在今天的情势下，更具时代意义：“谁都不敢讲，明年香港还有没有机会举行大型六四集会，那台湾就是守护民主价值的重要基地。而且从实际利益出发，台湾在中国民主化发展上也不能独善其身。台湾在民主奋斗历程中受到国际社会帮助，今天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也是我们的光荣所在。”

谈到未来挑战，何俊仁不假思索答道：“时间是最大的敌人。”随着民运领袖、受难者家属和支联会等组织骨干年华老去，新世代眼中的历史开始模糊，这场运动难以持续地动之以情。对此，他能够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就如很多人回看南京大屠杀，也不会有那个年代的人般受到感动。”

但是有一点，他认为不会改变，这是他的信念、也是寄语。“在种种挑战面前，我们还是会说，无论未来你是什么身份都不重要。你是一个人，一个人就要有人性，要彰显人性善的一面。”

李芊（发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