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铁证如山，三“不”心态终酿悲剧

《苹果日报》发表署名"庐峰"的文章，题为《六四镇压铁证如山，人民不会忘记》。文章写道："因反对镇压八九民运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录音中说得很清楚明白：“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那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六四镇压也令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歪路。赵紫阳先生说的很坦白，不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变成健康、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并会衍生大量腐败现象。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贪腐问题，出现从陈希同到陈良宇的大量贪官，都是六四镇压扼杀政治民主化的后遗症。要是当年北京当权者能以对话、开导处理学生、市民的民主诉求，让赵紫阳及改革派逐步推动政治改革，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只有更健康、更耀目！"

《明报》则发表文章，总结当时的执政当局之所以不愿与学生对话的原因。报道写道："20年前的5月，北京的形势已经如箭在弦，例如先后出现了几次10万人以上的大游行，参加者不单是学生，还有北京的市民，甚至党政机构的人士。5月13日，学生更因为得不到来自官方的满意答复，开始绝食。本来，在这过程中，官方曾与学生代表对话，应可缓和紧张的形势，至少可以稍为拉近距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对话的效果不佳，反而形成更大的裂痕。20年后的今天再作反思，确有不少值得记取的教训。总结这一段期间，大致可以用3句话来归纳官方的做法，就是不惯聆听、不屑对话、不善沟通。正因为这3个“不”，令形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明报》的文章写道："中国无论在昔日封建王朝，还是在今日21世纪，领导层也不惯聆听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早在胡耀邦举殡的时候，曾有学生举着请愿信，跪在人民大会堂的石阶前，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等7项要求，但一直无人理会。当时官方的做法已被评为“麻木”和“不近人情”、“不懂民情”。……其实，聆听不一定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增加相互了解，创造缓和气氛。在此期间，北京的新闻工作者也要求有更大的新闻自由空间，当时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亲往聆听，并与记者对话，当时我也在场。胡启立虽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但在场人士感到他愿意听听大家吐心声，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惜，胡在“六四”之后也因为被指支持赵紫阳而遭撤换。"

文章接着写道："造成这种“不惯聆听”的原因，主要是那种“不屑对话”的心态。中国由古至今，执政者多有王权思想，认为自己在上，万民在下。蚁民要求与领导对话，就是挑战权威，提出相反的意见，就是大逆不道。……在“不屑对话”的心态驱使下，尽管其后形势迫使中共高层与学生进行一些对话，但又犯了“不善沟通”的毛病。其中，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袁木等人曾先后与学生代表对话，但都无功而退。究其原因，主要因为高官们认为“学生背后有黑手”，对话只是为了教育(实质变成教训)学生，不要再被人利用。"

文章最后写道："当然，如今回顾学生那时候的策略，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大有改善的空间。例如他们一往无前地提出多项要求，当遇到阻滞时并没有次选方桉，因而陷于死结。但学生毕竟不是革命家，也没有太多社会活动和组织的经验，有些行动欠缺弹性，也不能苛责了。"

李华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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