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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想铲除我们” 阿富汗同志悲歌

蒋曜宇
2021年9月8日

塔利班再次掌权不到一个月,已开始在街头搜捕LGBT人士,对他们实施殴打、强暴、甚至直接杀害。德国之声访问了受困喀布尔的LGBT人士,记录他们的恐惧,以及他们曾有过的短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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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istan Homosexualität
在塔利班统治下的LGBT人士生活在阴影与恐惧中。他们害怕:会不会有哪一天,塔利班来敲打我家的大门?(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s/M. Hossaini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26日那天下午,20岁的女大生拉比雅(Rabia Balhki,化名)正在喀布尔机场外的人群里奋力地向前挤。她身旁的人并非全部往机场的方向前进,因为塔利班时不时会对天开枪示警、并且拿棍棒殴打群众。在恐慌中人们四面八方地逃窜,这让拉比雅在移动时更加吃力。

但拉比雅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她向德国之声表示,她太想逃离阿富汗了。这不只因为她是一位女性,更因为她是一名女同志——而对塔利班来说,LGBT群体是不能被允许的存在。

在克服万难后,拉比雅终于到了机场门口,但塔利班最后挡在前面,拒绝让她进去。无奈下拉比雅只好转头离开,怎料在一个小时后,自杀炸弹客在人群中引爆了炸弹。拉比雅的一个亲戚当场死亡。

拉比雅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但她不知道自己能否熬过塔利班对同志的追捕。她说:“塔利班觉得我们是人类社会中的废物。他们想铲除掉我们。”

“同志只有两种刑法”

在塔利班掌控的新阿富汗,LGBT族群可说是几乎没有存活的空间。一名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执法多年的塔利班法官古・拉辛(Gul Rahim)7月时接受德国《图片报》(Bild)专访时表示:“同性恋只会有两种刑法:一种是遭乱石砸死,另一种是站在一面2.5到3公尺的高墙前面,在墙倒下后被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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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他焦急的喀布尔民众,法拉兹和拉比雅都曾试图闯入机场、逃离阿富汗,但未能如愿以偿。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 / ASSOCIATED PRESS

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几天后,25岁的法拉兹(Faraz,化名)听到了一名男同志朋友的死讯。他不确定这位朋友究竟遭遇了哪一种刑罚,他只知道,塔利班是认真地在追杀同志,而他自己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法拉兹向德国之声表示:“他的(同志)身份是被不知名的人士所举报的。塔利班把他带到某处杀害之后,再把尸体带回去给他的家人。”

“塔利班有一个特别小组专门在追查哪里有同志,”法拉兹说,“他们会一条街一条街去搜索,一但找到并确认谁是同志,他们不会犹豫,会马上杀了他。”

357分之1的脱逃比例

阿富汗裔的美国籍LGBT倡议家内马特・沙达特(Nemat Sadat)向德国之声表示,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的两週内,他收到了357个阿富汗LGBT人士的求救讯息,其中只有1个人被西班牙准许入境而成功离开阿富汗。

沙达特整理了这些LGBT人士的名单,并把它提交给了美国国务院,但随着美国在8月31日正式完成撤军后,援救阿富汗同志的计划变得更加困难。

“这将是一场长期抗战,”沙达特说,“我们恐怕得花上好几年才能把他们带出来。”

但沙达特不确定阿富汗的同志们还有多少时间。在他所收到的求救讯息中,有人说家人因为自己是同志而被塔利班杀害;有人则是被家人和邻居举报而逃亡;有人隐瞒身份开始四处躲藏;也有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杀倾向。

沙达特说:“塔利班说他们可以特赦记者和帮助过西方政府的人、可以让女性继续接受教育...... 人们虽然对他们充满怀疑,但起码他们还是给了一个承诺。但对于LGBT族群,塔利班连口头上装一下都不愿意。”

嘎然而止的进步文化

1979年出生于阿富汗的沙达特,8个月大时便随家人迁居海外,最终落脚美国。2012年他以助理教授的身份回到阿富汗的美国学校任教,并开始宣导LGBT相关的知识。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与LGBT有关的讨论,而我也只能在课堂上用辩论的方式,请学生以正反两方去思考为何要反对LGBT、又为何要支持LGBT,”沙达特说。有时候,他也会和其他在阿富汗的国际组织合作,在各式各样不同主题的论坛和讲座上,借个10分钟来介绍LGBT文化。

Afghanistan Kabul Demonstration gegen Pakistan
9月7日,阿富汗妇女上街游行,抗议塔利班剥夺妇女权益。图像来源: HOSHANG HASHIMI/AFP

“我们很小心翼翼,不会留下什麽文件纪录,”沙达特说。但即便如此,沙达特仍旧引起时任阿富汗政府的强烈反弹,导致他在2013年夏天被辞退而返回美国,同时他也被迫公开出柜,意外成了极少数公开出柜的阿富汗LGBT倡议家。

在那之后,沙达特开始收到许多阿富汗LGBT人士的来信。这也让他发现,当地的LGBT族群虽然受到压抑,但仍旧在许多文化领域上扮演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角色。

据沙达特所说,在过去几年内,LGBT人士进入了阿富汗的大众媒体,有人在做脱口秀;有人在做青年教育节目,专门探讨争议话题;有人在选秀节目的制作团队里,让女性也可以脱掉罩袍上电视歌唱;甚至有人帮忙制作广播节目,公开讨论如何增进夫妻间的性事。

“有人说阿富汗没有改变,我完全不能认同,”沙达特说,“这些人或许隐姓埋名,但他们正一点一点地改变保守的阿富汗社会。”

“原子化”的同志生活

对法拉兹来说,前一个阿富汗政府虽然打压LGBT,但假设被警察抓到,最多是被关进牢里,或者被罚钱,使喀布尔仍旧有一些低调的LGBT生活文化。

“城里还是有一些男同志的聚会场所,我也会用交友软体来跟别人碰面,”法拉兹说。

但现在他不敢了,因为塔利班会用各种不同的钓鱼手段来诱骗同志上钩。他也分享,塔利班曾透过社交媒体假装自己是记者要做报道而成功拐骗到同志,而他现在也将手机定位给关闭,担心塔利班会透过手机号码来追踪自己。

英国iTV报道,一名化名哈南(Hanan)的阿富汗同志说,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遇到有人说可以提供他一个安全逃离阿富汗的方法、并约他出来。哈南赴会后发现等待他的是两名塔利班战士。他们强暴并殴打哈南,最终要求他提供父亲手机,把他是同志的事情告诉对方。

法拉兹说,现在有许多同志因为害怕自己被出卖,所以封锁了那些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人。然而,这也让当地同志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切断了可以接住自己的社会安全网,使得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同志,在社交生活上被“原子化”。

“我感觉自己和别人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听我发牢骚的人。”法拉兹说。

Afghanistan, Kabul | Ein Taliban-Kämpfer läuft an einem Kosmetikstudio vorbei
拉比雅说,前一个政府统治下即便对同志打压,但她还是有一些自由的空间。现在则是完全没有了。她说:“塔利班不允许我们存在。”图像来源: Wakil Kohsar/AFP

短暂的假期

女同志拉比雅过去三个礼拜内只踏出家门两次:一次去机场,另一次去银行提钱。她害怕上街遇到塔利班、更害怕哪天塔利班听到消息,知道了她的同志身份,会上门来抓她。

“我真的觉得很无聊。我试着看点书,好让自己不会太忧郁,”拉比雅说。

拉比雅是15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生的。当时她困惑了一整年,最后透过自己搜索,才了解自己是一名女同志。她回想自己第一次跟喜欢的女生告白时,克服了强烈的恐惧才终于说出口,幸好,对方也喜欢她。

拉比雅说:“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当时有多么开心。”

2020年的时候,两人各自向家人撒了一点小谎,说他们因为工作需求要出差,一起离开喀布尔去度假。那是他们第一次独自出游,旅途中他们与其他朋友们见面、一起在派对上玩乐,拉比雅说那是她最快乐的回忆之一。

“你知道最让我享受的是什麽吗?是自由。”拉比雅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那时我没有来自家人的压力、也没有来自旁人的目光。”她说,在她有生之年里,她很希望可以再一次享受那段时光、再一次享有“作为自己而活着”的权利。

但假期结束了。塔利班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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