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在中国有多少自由？

（德国之声中文网）如今的中国，不仅仅因为对新冠病毒的担忧和对"清零政策"的固执对全世界紧关国门。在学术研究上，也越来越多的走起了"内循环"的道路。曾在中国任教数年的德国学者Alicia Hennig不久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描述了她在中国高校的经历、在华外国学者的困境，以及德国学术界在面对中国时的自我麻痹与自我审查，指出"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对话是错误的"。

作为中国学术"内循环"的例子，Alicia Hennig列举的事实包括受到中国海关的阻挠，无法从海外订阅必要的教科书。有些大学不允许她的中国同事给外国学生授课。包括中国大学在所有教室都安装摄像头的要求，都是她不想继续在中国从事商业道德教学工作的原因。

"高高在上"不再是正解

但是，代表德国官方在中国展开促进学术交流工作的机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却做出另一种判断，表示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伙伴。该中心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施露丝（Ruth Schimanowski）在接受德国专注中国问题的媒体平台"China Table"采访时表示："要想促成转变只有通过对话，而不是转身离开中国。"施露丝指出，德国已经无法"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中国达到任何目的了"。

对于在教授商业道德课程中，需要涉及人权话题的Alicia Hennig来说，她担心的不是德国学者在中国以高高在上的形象自居，而是由于各种对学术交流的限制，无法在课堂上进行真正的讨论。她体会到，在中国从事学术交流，为了通过极其严格的审查，必须要保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越线。在中国进行针对人文学科的国际讨论，也变得非常困难。自从习近平宣布高校是党的喉舌开始，高校必须遵守中共的方针路线，外国学者面临的压力也愈发增加。中国大学设立的党支部。让Alicia Hennig感觉更多的是对意识形态的监督和审查，对人们所言所行的监督和审查。

对此，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施露丝指出，大学和科研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德国绝然不同。在中国，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科研本身，而是为了服务社会，并最终服务中国共产党。在很多领域这没有问题，比如在研发电动汽车电池方面。但在某些领域，中方的做法不符合德国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因为中方的做法是让爱国主义以及党的意识形态延伸到学术研究的细微末节，并得以贯彻。

外国学者的"疯人自由"

如果德国学者不愿意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工作，他们该怎么办呢？施露丝的回答非常明确："那他们就必须去别的地方工作。"因为在中国，"意识形态不会在科学研究的门口止步不前"。但施露丝同时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大学工作的外国学者能够享受比他们中国同事更多的自由。他们所受到的监控标准也不同，甚至能够享受一种'疯人自由'（德语：Narrenfreiheit，即普通人享受不到的自由）。在自由空间不断萎缩的今天，这种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

仅仅是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对于像Alicia Hennig这样的学者来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本身奉行的封锁政策。她指出：在很多领域，中共如今都对海外关上了门。"原则上，我确实认为对话很重要，但我认为在谈论对话时也必须开诚布公地谈到对话中的限制，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限制……我认为，不惜一切代价的对话是错误的做法。"

仍然相信应该和中国展开对话的施露丝认为，如果德国相信法制国家、科研自由和公民社会的价值，就应该以自信的态度就此展开讨论。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不再能强迫中国做任何事情了，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让中国有动力自己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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