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后，我一直坚持认为，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中国都会推进经济改革。这倒不是对习本人有什么期待，而是觉得他不会反对改革。毕竟他在上位之前，曾长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福建和浙江担任主要领导，这样一个人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反而要搞封闭，重回计划经济老路，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现实也无可能性。
深圳特区40周年的庆典纪念也证实了这一点。习在讲话中宣布"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为配合庆典，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深圳综合授权改革方案，以一揽子方式将相关权限直接授权给深圳市，让这座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在加大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在金融科技、土地、法治、干部遴选等多个领域获得更多改革自主权，被中国官媒形容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或者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深圳改革的2.0版。尽管官媒和学者对深圳的再改革有夸大之嫌，然确实也表明在危机倒逼下，习不得不让改革迈出较大步子。
虽然习主掌下的中共会有改革开放，但是我也认为，能否收获改开成果，却不像40年前的改革1.0版那样，凭着努力就能很大程度上得到，原因在于，中国改开面对的世界环境有了极大改变。
习近平到底想不想改革?
很多否认习会改开的人，理由是习的政治高压，意识形态挂帅，党管一切以及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对国企的偏爱，在在显示他不再想改革，不管他表面如何喊改革，实际都在阻碍改革。的确有区分改革的形式和实质的必要。从形式看，官方从来没有不说不要改革，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谋划改革的机构，改革成了官方重要的话语；从实质来说，至少在习的第一任期，不论他宣称出台了多少改革举措，改革基本停滞不前，社会难有对改革的激动，以致在2018年一个公号文章"私有经济离场论"居然被认为反映了习的意思，在中国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使得习不得不安抚私营企业家。这说明民间甚至党内对习会推进中国改革缺乏极度信任。
事情看似如此，然而，不能由此倒推习主观上不想改革，不要改革，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不但在党的机构调整中扩充改革机构的职能，且亲自兼任中央深改委主任，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规划，亲抓改革的设计和落实。之所以他的系列"改革"行动被民间看作不改革，甚至反改革，原因当然主要是他政治上的保守和高压，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政治左倾保守的领导人，怎么会要改革，会有改革？这两者本来就自相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可能就出在此，在习看来，政治上的保守同经济改革并不冲突。请注意，我们所谈论的习的改革，始终局限于经济领域，至多延申到社会的某个领域，而非政治改革，更非民主化。政治改革六四之后已中断，即便邓小平九二南巡重启改革引入市场经济，改革也主要针对的是经济，虽然市场体系的建立客观上需要改革政府体制，也被中共严格限制在行政层次，而不可能是政治意义上的政府改革。故而，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政治控制下的经济改革，政经分离，只不过在江胡时代，政治控制相对放松了些。正因此乃中国改革的特点，使习误以为，重新收紧政治控制，不会影响经济改革，至少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习的另一认识盲区，是把很多正常的政府管理措施当成改革。此外，过去几年的猛烈反腐让底下的官员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哪有心思去搞改革。这大概是习的第一任期改革停滞的几个因素。但2018年后这种情况有很大改观。由于中美贸易战及其带来的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恶化，中国"被迫"在改革特别是开放上出台了很多举措，比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推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金融行业允许外商独资等，满足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要求，化解外界压力。而这些改开措施，本来也是中国国内呼吁多时的，可在以前，被利益集团以各种理由挡住不让放开。
改革开放2.0 ?
这次中国政府虽然以综合授权方式让深圳先行先试，在5年内形成一批重大的可在全国复制的制度成果，然而，深圳的改开是否会像上次那样引发全国的改开浪潮，从而第二次改变中国的面貌甚至命运，基本可以断言，不能。原因在于，中国的第一次改革目标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上，它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人类的文明是向自由民主演进的，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包括四个要素，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社会，多元文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四有一，尽管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但终究是向这个方向迈进。这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的文明史意义。正因为它契合自由民主的发展方向，被嵌进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欢迎，美国甚至因此不但解除制裁，还把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脱钩，就是它认为经由这个市场化改革，用不太久的时间，中国也许可以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换言之，邓小平发动的这一改革具有基础意义，这是深圳的二次改革不具备的。虽然深圳的改革力度也还较大，但它的改革举措不像市场经济那样具有基础价值。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在中国启动第二次改革，就应在第一次改革未完成的地方起步，即将受政府严格管制的半吊子的市场经济变成近似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要达到这个程度，就需在政治意义上改革政府，按照现代政府的理念重构政府和党及市场的关系，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也即需要启动政治改革，走向政治民主化。第一步可从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资本的自由兑换开始。这两者既是经济改革也具有政治改革的含义。若信息不能自由流通与获取，资本不能自由兑换，表明这个市场还是高度受限的。假如中共担忧信息的自由流通会导致出现一些政治后果，资本的自由兑换会导致货币主权受损，可以先行试点，比如划定一个或几个特定区域，在这里自由流通信息和货币。如果习在深圳或者海南试点这样的改革，才具有和第一次改革媲美的意义，不仅会使中国社会和民众重拾改革信心，支持习近平，而且也会赢得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共/中国的信任，改善中国当下恶劣的国际环境。
在这点上，中共要转变观念，破除一个"怕"字，不用太担心开放互联网会带来风险，事实上，对那些有真实需求的人来说，防火墙是防不住他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但社会也没有因此出现动荡，只是徒然增加了成本包括个人的风险。
国际社会是否还会信任中国的改革动机?
可惜，深圳的二次改革试点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推进的，它着眼于一些具体领域，如土地制度、科技和干部人事管理体制，虽然这也有意义，会释放被这些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的生产力，但它只具有有限价值，不是基础性的改革。中国的经济领域当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可现在这种方式的改革所要取得的效果有限，能不能达到这个有限成果，也不取决中国的主观愿望及其努力，而是和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比如在深圳的试点改革方案中，一个重点是粤港两地联手，借助香港渠道，利用香港的人才和专业优势，把改革做大，最终以深圳取代香港。这个设想很好，但不可能实现。因为现在的香港不再是过去那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自由港，它也面临着西方的防范和限制。另外，由于中国整体政治和法制环境的变坏，西方对中共/中国的信任降到冰点，这对作为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深圳而言，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你可以把市场之门打得开开的，但人家来不来你决定不了。中国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说到底是把自己的制度和规则向西方看齐，可若整体环境变差，出于害怕和对中国的不信任，别人是不敢进来的。此乃深圳的二次改开要面对的尴尬状态。
打破这种尴尬状态，归根结底必须改善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习本人必须克服政治控制和经济改革可以齐头并进的认识错乱和思维盲区。眼下严峻的外部环境虽然让中共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尚不足以让习自觉去调整认识误区。因此现在这个样子还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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