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巴以冲突，何以为家？
2023年10月16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19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曾在欧洲社会对犹太民族充满偏见的时刻敏锐指出：“在独立性、坚定性、勇敢性及坚韧性等方面，以色列民族是无可匹敌的，是世界上最坚毅顽强的民族。”这个古老民族近两千年来因为自己独特的宗教与文化而在流亡途中屡屡遭受迫害之苦，“锡安主义”（Tsiyonut ）应运而生：即犹太人应在自己古老的土地上作为主体民族而定居下来，永远不再作为少数族群而四处迁移、饱受迫害或隔离之苦。
领土与家园
正是基于此种理念，逃脱二战大屠杀的犹太民族幸存者们，面对经由多次国际协商而重新获取的巴勒斯坦地区古老家园，表现出无以伦比、代代坚守的执着与珍惜。即使联合国1947年经由“181 决议”所准予的地带不乏大量沙漠地区，以色列人也将其堪当黄金一般精心对待。此种热忱、坚守与长期积累的勤劳智慧，再加上对英国托管时期所建的制度沿用、以及来自美国的持续资助等，使得以色列即使面对阿拉伯世界的屡次冲击，也把自己的国土迅速建设成为一个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科技发达的繁荣国家。
然而，在以色列建国之时，与其“同宗近亲”（按旧约所载）的阿拉伯人已经作为当地主体民族在此生活千年（以下简称“巴勒斯坦人”），并曾在抗击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和英方一起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其认为联合国“181 决议”并未按照当时阿拉伯绝对人口多数以及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而划分，因此一度长期拒绝承认以色列国。
自1967年以色列因第三次中东战争获胜而占领加沙地带以来，其虽于2005年交还加沙地带的部分自治权，但仍然控制其领空领海。为了防治武装分子的渗透，其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加沙边界修筑高达七米、长达60公里的环绕性隔离墙，并配备发达的监控系统与遥控武器。自极端主义组织哈马斯2007年左右通过选举与内战而控制加沙地区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加沙地带全方位的海陆空隔绝。此种情况之下，加沙居民面临着高度的人口密度以及高失业率所带来的生活贫困。
由此可见，以色列人经由无数苦难历史而坚守的“锡安的堡垒，大卫的城”，一方面为其带来固若金汤、回归故园的安全感，并向全世界荡气回肠地彰显出旧约圣经应许的“迦南美地”；但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居民看来，这却是充满屈辱与歧视的囚禁之墙。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普朗在任期间，打破国际惯例“实质性”地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诉求（2018年），这也点燃了阿拉伯世界（乃至东南亚穆斯林）在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以及情感联结。
正因如此，面对此次命名为“阿克萨洪水”、不乏宗教象征意味的恐怖袭击，罗马教宗方济各一方面沉痛谴责恐怖袭击，认为“遭到攻击的人有权进行自卫”并呼吁哈马斯武装释放人质；另一方面，也再次呼吁“耶路撒冷的所有神圣地点都务必维持现状”，并表示“对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沙遭到全面围困感到非常担忧，那里也有很多无辜的受害者”。
各国微妙立场
2012年，笔者初次访问英国牛津之时，随即目睹了巴勒斯坦裔精英学子们针对以色列的抗议示威。其声势浩大，使平常未曾予以关注的人们深感意外。
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最后的托管国，英国虽曾承允以巴分治、独立建国，但却在撤离之时未能来得及对联合国的“181决议”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建构框架。这使得当时尚未形成完整的现代性“民族”概念、而主要着重于“家园”情感的巴勒斯坦人始终聚焦于“领土”，而对构建国家的复杂程序并无充分准备。此因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现代性”因素的贫乏与弱势，再加上阿拉伯族群的各自利益考量，不仅使得巴勒斯坦错失立即建国的良机，也使得巴勒斯坦平民在长期动荡之中并未寻得全面有效的一致支持。再加上巴勒斯坦农牧民们同样具备对待土地的坚守情结，使得加沙居民最终在自己世代栖息的土地上长期沦为依靠联合国及各种人道主义组织接济的“难民”。
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以来，加沙地区面临高度封锁、贫困、与不适合生存的人口高密度等，似乎又恰好被极端主义分子利用作为“困兽犹斗”的恐怖主义温床。而在美国目前主导的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谈顺利进行之际，巴勒斯坦人更加恐惧自己被阿拉伯世界的富裕“上层”所抛弃。此次哈马斯极端分子发动的残暴恐袭，特点之一在于并不区分人质的国籍面目，其直接目的显然在于震惊世界并引发关注。
在目前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不难预见的是：沙特很可能迫于族群情感宣布暂时中止以沙和谈，这无疑是给拜登中东政策的沉重打击。如同在阿富汗的匆忙撤军，拜登政府也急于推进以沙和谈，其主要目的似乎在于把精力集中于东亚地区的遏制中国与欧洲地区的俄乌战争事宜。特别是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与科技战中，美国目前暂时无法找到任何合适的代理人，也无法单方延后这一竞争。显而易见的是：不管今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美国在针对中国的竞争领域均无法松懈或掉以轻心。倘若巴以冲突进一步扩大而导致中东战争，作为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美国既无法同时兼顾在世界三个地区的巨大投入，也很难制定出能完美经受西方阵营各种“平权”潮流检视的区域性可行性政策，这或将大大牵制削弱美国国力、或者引起内部动荡。
目前中国对于哈马斯恐怖袭击的立场非常复杂：首先，中国的崛起有赖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作为长期经历过民族自决抗争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即使目前与以色列有着广泛合作，但此种情谊似乎也无法与对巴勒斯坦的传统共情相比。特别是在目前中美博弈的时代环境之下，为扭转低迷的经济局面，中国不得不重新缓和中美关系，并于不久之前的联合国大会重申“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在此种自我身份定位之下，中国近年来亦大力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关系，意欲促成“一带一路”之中新疆-中亚-西亚（即中东地区）-地中海一线的顺畅连接及势力影响，并发掘能源，与美国的传统性全球霸权地位展开区域性竞争。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以沙和平协议因为巴以冲突而不得不遭遇搁置，这极有可能打破美国最近于G20峰会力推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IMEC，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使其难以制衡“一带一路”。从此角度，中国在巴以冲突中成为继俄罗斯、伊朗之后的最大实际受益国家。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也绝不希望中东局势复杂化。在大规模压制和侵害新疆等少数民族穆斯林族裔的人权问题方面，中国政府近年已深受批评与诟病，目前其亦正在努力争取西方国家（如欧盟等）能解除相关制裁。由于中国仍将核心利益自我定位为“稳定与发展”，这注定其并不愿意接受任何带有风险的流民难民，并且也担忧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借此时机卷土重来，更不愿中东阿拉伯国家陷入战火而影响经济合作利益。此种种考量，使得中国的基本立场应是审慎立于安全线内，并主要以“两国朋友”的身份呼吁双方和谈、“落实两国方案”。
重回联合国协议
考察“两国方案”，无论是联合国在1947年经由五十七个国家投票表决的“181决议”，还是联合国安理会1967年达成的“242号决议”，抑或2000年经过无数协商纷争，由四方联盟（即欧盟、美国、联合国、俄国）共同促成的实现路径（“路线图”），均首先确认巴以以两个国家的身份在一个地区各自并存、互认边界、相互尊重宗教信仰、平行发展等种种权益。
目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在访华时亦再次确认“两国方案”为“唯一的解决办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通话中也认为“阻止冲突蔓延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在此不难看出： 在经历将近八十年的血雨腥风、自卫与反击之后，即使从当前来看，在严厉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要求其尽快释放无辜人质、督促保护平民的同时，由国际力量共同主导推动该地区的和平协议，以确保各方权益及人道主义原则等，似乎仍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两个悲情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并且，这或许亦是各种大国博弈之中，世界各方力量共同解决国际争端、谋求普世和平的最大公约数。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国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包括基督宗教本土化、文学史及电影、中美科技竞争及国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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