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特朗普是中国改革的“助产士”

（德国之声中文网）特朗普1月20日将卸任，舆论早就在总结其政治遗产了。有人把他4年的所作所为概括为“特朗普主义”，我不打算面面俱到，而只重点谈谈美中关系。特朗普最主要的外交遗产，是他重置了美中关系，将美国长达40年的对华政策由“接触+竞争”转变为“竞争”没有“合作”，也即“遏制”，尤其在去年，重回过去的冷战态势，称作“新冷战”。这届美国政府出台的打击中国举措之多，力度之重，无出其右，两国只差没有爆发一场军事冲突。

对于这一点，少有人会有争议。有争议的是，特朗普对华遏制的作用或效果如何。一些人会认为，美国在经济、科技、人权、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共/中国的打击和围堵效果显著，如果再给特朗普4年，中国将在美国的超强压力面前无还手之力，若不束手就擒，举白旗投降，共产党只怕会被推翻，这是许多人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把他看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谁反对特朗普，说他不好，就跟谁急。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对中共/中国的打击看似厉害，使中国难受，却并未有太大杀伤力；相反，由于特朗普抗疫无能、大选不认输，再加上美国其他一系列严峻的国内问题，如政治极化、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美国不但未能遏制住中国，反被盟友疏远，中共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上升，合法性得到强化，习近平的地位也比过去更巩固。

真理或许在这两极评价之间。不能说特朗普遏制中国没有一点成效，其最大作用，是唤醒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警觉，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在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部分民众特别是自由主义群体中，衍生了对中共和习近平的高度不满，制造了离心力量，并导致中国产业链的紧张以及关键科技行业和企业的脱钩和断供风险。

然而，过于夸大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击作用也不对。以他最在乎的贸易战为例，美国彭博社前不久进行了全面总结，发现，3年下来美国输了，中国不但在美国疫情前就顶住了特朗普的关税“重炮”，而且从贸易顺差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来看，两者都在增加，中国自己的统计也证实了这点，去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再创新高，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后者出口产品并未降价，增加的关税基本由美国出口商和消费者承担。

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鉴于美国去年负增长中国正增长，以及今年据预计两者的增速差距也将继续拉开，国际多家智库预测中国将提前5年、最快2028年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尽管美国的总体实力尤其军力要比中国强大得多，但经济实力是基础，经济赶上美国，中国就能够把更多的财力投射到科技、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从而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届时美国将遭遇一个和自己比肩的对手。虽然在中国何时赶超美国这一点上会有争议，但中国可以赶上美国也在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

不过在我看来，在特朗普把中国打疼的同时，也惊醒了中共和中国民众，就像他使得西方对中国警觉一样。这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我向来认为，中共虽然作为专制政体并在习近平时代发展成为极权，但它没有完全丧失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还是能够产生某种改变要求的，甚至在某个时段改变的动作也很大，放弃某些僵化的做法，虽然不得已。针对这一点，遏制中共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刻意刺激它惊动它，而是让它自我麻醉和溃变。因为极权政体是一人体制，政权乃至国家的命运掌握在领袖一人之手，纵使他天纵英明，可个人的智识和信息总是有限的，尤其对一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领袖来说，在个人的自我陶醉中总是最容易犯错的，且一般犯的是大错。那个时候再祭出目前的打击手段，才真正有可能把中共打趴下。

但特朗普的史上最强制华让中共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危机感，如果说过去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共只是说说，不一定当回事，这回确使它意识到亡党亡国真真切切就在眼前。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但让中共有动力去修补各种受制于人的短板，而且过去长期推而不动的某些事情，现在中共也要去做。前者表现为内循环和科技自主的提出及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后者表现为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开放的再启动，以及抢在拜登上台前达成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还有表态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国经济改革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党内开明派和民间呼吁启动改革，然而，不论是因为习近平要讨好极左势力，还是受制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总之是让人们对中国改革很绝望。但自贸易战开打尤其去年的美中对抗，中共大概也意识到不改革不行，于是经济改革特别是开放在这几年有迅速推进。

金灿荣这个被海外舆论视为国家主义的鹰派学者，对中国的开放有一个形象比喻，他把WTO看作小学水平，RCEP初中水平，中欧投资协定高中水平，CPTPP和北美自贸区大学水平。中国签署RCEP和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表明在开放上已进入初中阶段并向高中挺进，表态加入CPTPP则是向大学申请入学许可，一下子就跨过好几个台阶。

不仅如此，开放也倒逼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经验。RCEP特别是中欧投资协定需要中国修改国内的环境和劳工政策和法律，改革国企补贴机制，在过去这是中国不肯让步的。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欧盟让步，要进入“大学”，所作的让步会更大，可能会涉及某些敏感的领域和政治问题，如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中共在这些长期坚守的领域让步，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以和世界经济的深度捆绑来规避美国的围堵。这反映了中共即使作为极权体制的某种变通性，而它完全是拜特朗普所“赐”。

官方正在塑造中国改革的氛围。有学者把1978邓小平的改革称为第一次改革，把加入WTO称为第二次改革，把达成RCEP和中欧投资谈判说成第三次改革。尽管这后一次改革尚未起步或刚刚起步，但看样子是不得不改，现在评估其效应还早，未来10年再回看这段历史，正是拜特朗“成就”了中国第三次改革，他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外部推动力量，是真正的“助产士”。仅此而言，不管改革最后走到哪一步，是否会成功，中国人民都应该感谢这位已经穷途末落的美国总统，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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