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一听钟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是一场很特别的考试：我只需要重复考官们说的句子 - 一个考官说一种外语，都是我活了八年从没有听过的语言。大概我具有鹦鹉学舌的天赋，考官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其中的一种语言格外对我的路：她听起来很有金属性和节奏感，一个个音节切割干净，使单词和词组显得清晰易辨，琅琅上口。考试结束后，那位讲这门外语的女老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分到德语班。"

那是1974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中国肆虐八年。毛泽东把被打入冷宫的邓小平召回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既减轻重病的周恩来的压力，又可以控制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学校渐渐恢复正常秩序。北京的外国语学校也在挑选有语言天赋、同时五官比较端正的小学生，为外交部培养后备力量。不过，文革阴魂不散。外国语学校的最重要录取标准既不是学习成绩，也不是语言天赋，而是家庭的政治背景。未来的外交官自然要根正苗红。

素不相识的爷爷毁了我的前程

我当然是红苗一颗，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正直的干部和骄傲的党员。不过，要审查我这颗苗的成分，单看父母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的父母是否在解放前当过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存在剥削劳苦大众的污点。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弱不禁风的姥姥曾经是个剥削者。可是另外三位祖父母都在我出生前过世了，我可不敢为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打保票。

最终使我没有上成德语班的原因是我爷爷。其实，他既非资本家，也不是大地主。爸爸说，他是村子里的秀才，不是干庄稼活儿的料，所以农忙的时候需要雇帮工。单单这一点就导致他在划阶级成分的时候被归入富农的行列。"你爷爷对雇工很尊敬，根本谈不上剥削"，爸爸为挽救爷爷的名誉极力向我表白。不过这也帮不了我什么忙了。富农严格说来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不是革命倚赖的对象。由此看来，我不是红苗，最多是粉红色的苗。

对德语的好奇

一个辉煌的外交官生涯就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当中。学校老师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父亲的眼神中还掺杂着歉疚。后来我想，其实我完全可以做伤心状，这样在家里和学校就可以享受好一阵的特殊待遇。

不过我真的没有受挫感。相反，没获得进德语班的资格在我心里引发了一种典型的逆反：有什么了不起，这么一种听起来像行军令的、硬邦邦的语言，不学也罢。

不过逆反之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好奇。我在父母的书架上搜寻德国文学作品，发现了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革命家兼诗人的郭沫若翻译的。后来我听说郭沫若根本不懂德语，是他请人把浮士德博士、平民美女格蕾琴和魔鬼的故事讲给他听，之后进行了再创作。两位诗人彼此交融的语言使我感到震撼，尽管我对"浮士德"的内容完全是云里雾里。那一年我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