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生活双重高压 香港移居台湾人数上升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路透社报导，近年来不少香港人因为担心中国开始削弱一国两制的效力，而选择移居海外，而语言跟文化都相近的台湾成为不少香港人的选项。 台湾官方的数据显示，2018年获得台湾居留权的香港与澳门居民总共有1267人，比起2008年成长了两倍。 此外，仅2019年的前四个月就有400个港澳居民移居台湾，比2018年成长了40%。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香港人因“香港政治斗争太严重”、“居住环境压迫”、及“不满意政治制度”而选择移民。 澳大利亚、加拿大与台湾则是香港人选择移居的前三个地区，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香港人都认为这些地区“居住环境宽敞”、“社会制度较完善”、且“生活比香港悠闲”。

“香港只剩生存感，无生活感”

年幼从中国移居香港的陈先生2018年带着妻子与两个孩子从香港搬到台北，对他来说，离开香港是因为整体生活的质量已不尽理想。 他告诉德国之声，虽然他在香港的收入比在台北高，但在香港的生存压力相对也比在台北大很多。 他说: “在香港生活，没有生活感，只有生存感。 从房价来说，香港房价很贵，所以连带租金也很贵。 租金很贵的情况下，商场、超市里的东西也都变得很贵。 因为这样的条件，导致我虽然在香港赚的钱比在台湾赚得多，但我自己能支配的现金是很少的，我几乎每个月都花光。 ”

此外，陈先生认为香港的就学环境对孩子来说也是个高压的环境。 虽然他的孩子在香港只是就读一般的学校，但他们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课，每天得读书读到11点多。 在他眼中，这样的模式已让他的孩子失去了童年。 对他而言，搬到台湾后，生活环境与孩子的成长环境都比在香港时理想很多。 他告诉德国之声: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觉得搬来台湾是个错的决定，因为我的家庭生活比在香港时好很多。 ”

逐渐“中国化”的香港

对于王小姐而言，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中国逐渐加强对香港公民社会控制的起始点。 她在雨伞运动中，全程目睹香港政府与警察驱离示威者的过程，而这让她意识到香港正逐渐被“中国化”。 她告诉德国之声: “在雨伞运动期间，我仍然对香港抵抗中国渗透的能力抱有希望，但在运动结束的那一刻，我也意识到这些希望都只是错觉。 此后，我便开始思考移居海外的可能性。 ”

王小姐指出，2014年开始，香港政府不但透过不同的理由或法律来阻止特定香港人参与政治活动，更试图透过国歌法或逃犯条例修正草案等法案来限缩香港公民社会的空间。 在她眼中，这一切都与中国政府加强对香港的掌控有密切关系。 她说: “随着中国移居香港的人数越来越多，香港人必须开始与这些移民争夺原本属于他们的医疗与教育资源。 而越涨越高的房价，也让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对拥有自己的家感到无望。 ”

陈先生则认为，除了一些表面上的改变外，他观察到香港社会中自我审查的情形变得越来越严重，而香港政府也变得越来越不顾民意。 他说: “近几年来，香港的媒体或公司渐渐开始进行自我审查。 对一些比较明显反中的东西，香港人都不太敢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也变得不太管民意。 他们想推什么就推了。 这几年不少香港人民对于政府的决策都会质疑它们是为了讨好中央，还是为了香港所有人的福祉。 ”

定居台湾的可能性?

对王小姐与陈先生来说，台湾社会自由开放的氛围、比香港低的消费水平以及与香港相近的语言跟文化都是当初吸引他们搬来台湾的原因。 然而对于是否定居台湾，两人都还是抱持保留态度。 王小姐认为，台湾偏低的薪资与经济表现让她对台湾的前景抱持怀疑的态度。 她告诉德国之声: “坦白说，我仍然担心台湾有一天可能被中国统一，所以我目前仍选择以持工作签的方式留在台湾。 我会密切关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的结果，然后再决定我是否要继续住在台湾，或是搬去加拿大或澳大利亚。 ”

已握有台湾身证的王先生则认为，台湾社会中目前许多争论仍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级，而许多经济或民生相关的问题依旧存在。 他认为，台湾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会是如何在混乱的国际情势中，替自己找到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

他说: “为何韩国瑜喊一句发大财就能当选，便是因为大家生活困苦，希望经济可以改善。 不管以后这个世界怎么发展，一个国家只要有实力，你就有话语权。 所以我觉得如果台湾能把经济发展好，让自己够有竞争力的话，没有人可以忽视你。 但整天在那边吵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