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机遇还是挑战？

（德国之声中文网）"对于去年中国经济7.4%的增长率，我觉得没有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北大经济学教授姚洋看来，中国政府为了推动结构改革，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控是导致去年经济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但鉴于制造业方面开始出现通缩，而在消费品部门，物价涨幅已经非常微弱，因此，中国政府现已开始通过采取降息、降准措施，避免经济进入通缩通道："经济增长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对外国企业也有好处。德国三大汽车厂家30%-40%的利润都是在中国获得的。中国的经济减速，他们受到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国经济如果减速1%，亚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速就要下降0.1%到0.2%。我想，今年中国政府不会坐视增长速度继续下滑。因为一旦通缩开始启动，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姚洋教授认为，目前的有利条件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此外，"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触底反弹，特别是二线城市。另外不要忽视企业自己的创新能力。比如华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企业。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掉到7%以下，今年保持7.4%也是可能的。"

"增长放缓更健康"

维藤/黑尔德克大学(Universität Witten/Herdecke)经济学教授赫尔曼-皮拉特（Carsten Herrmann-Pillath）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根本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经济体越大，相对的增长率就会放缓。这几乎是一个自然的、从数学上讲必然的过程。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已经相当于印尼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适应进程。"

他指出，虽然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担心就业受到影响，但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放缓，绝对的经济增长也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就算中国经济只增长5%，也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比如对环境方面。此外，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增长放缓其实是一个更为健康的过程。"

拉动内需要靠改善百姓生活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1月下旬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并承诺不再以信贷支持投资的方式刺激增长，而是将增长结构调整至依赖内需的轨道上来。然而，虽然中国已有5%的人口家庭平均年收入达22-24万元人民币，具有相当购买力，但是，按照世界银行每天两美元的贫困标准来计算，中国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农村地区家庭年收入也只有4万多。赫尔曼-皮拉特教授认为，如果不能在中长期内改善包括2.5亿农民工在内的普通百姓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状况，他们就会继续把钱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

正在柏林参加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交流项目的姚洋教授也指出，从在低收入人群中推广政府廉租房到建立全民基本社保，从解决地方政府高负债到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国必须多管齐下。其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三个1亿人的计划，即城镇1亿人的棚户区改造，解决1亿已经进城的人口的户口以及中西部1亿人从农村到城市的问题，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部分。

反腐深入基层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赫尔曼-皮拉特教授尤其谈到，普通百姓对财富"在不公平的条件下"集中到少数有权势者手中也感到愤怒。为此，政府必须继续针对裙带关系采取措施，彻底反腐，改变国家在金融、国企等经济层面所扮演的角色。他说，"外界难以判断中国的反腐运动是否以铲除政治对手为目的，反腐运动是否能够深入到最基层，仍有待观察。在华人文化圈里，香港和新加坡都有成功的反腐历史，中国应该效仿。现在，光顾高档餐厅的人少了，许多项目因为人们的担心不再上马，这虽然是反腐的直接后果，但长期而言，反腐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姚洋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就是减少腐败的途径之一："李克强也说过，简政放权是减少腐败的最佳途径。没有约束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国有企业是一样的。权力太大，支配资源太多，就会滋生腐败。如果把它放入市场，那么腐败的机会就少多了。"

经济发展，教育为本

中国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和美国将在2016年奥巴马任期结束前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之后，中国与欧盟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也会顺理成章。姚洋认为，这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将不再需要中资伙伴。这也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挑战。对此，他尤其指出，中国数十年来在制造业积累的实力不能丢。向德国学习，改造并发展制造业是中国今后的方向，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及双轨职业培训制："我们必须让年轻工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掌握新技术。"

赫尔曼-皮拉特对此十分赞同："在我看来，教育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还太少，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比如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国的经济越来越现代化，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金砖国家的一个问题是，穷人得不到良好教育，因此仍然贫穷，只有精英受过良好教育。这样一来，发展是难以为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