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恶魔》电影即将上映

(德国之声中文)电影《极端恶魔》的导演、奥地利人鲁措维斯基（Stefan Ruzowitzky）敢于在解释和控告之间寻求平衡。他希望为当今社会总结教训。这行得通吗？行得通。他把散文白描记录手法同电影方式加以配合，创作了一部提出问题的电影，即：那些平时表现并不失常的男孩，怎么变成了杀人犯？

凶手是法西斯军队的成员，听从党卫军的指挥。他们于1941至1944年间在占领的苏联各地杀害了200万犹太人。影片采访了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人们的讲述、日记以及法庭记录寻找对以上问题的答案。电影没有再现当年的情景，而是使用一些不知名演员脸部的大幅特写镜头。

用电影方式表现民族屠杀，并试图回答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这种做法可取吗？ 历史学家安德里克（Andrej Angrick）说，"可以。将记录资料同演员表演混合为一体的电影并不少见。这种做法没有违反风格，也非打破禁区，但过程中必须将引语清楚地划分出来。"

人的压抑机制怎样表现？团队的集体强迫以及同制度保持一致的压力又怎样在电影中体现？影片告诉观众，大部分士兵为完成上级命令把刑讯执行到最极限。

被压抑的事实

电影清晰地指出了一个常被人们压抑的事实，即这些男子应该是有其他选择的：他们原是有可能拒绝执行杀人命令，而且这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人身伤害。他们最多会被调动或不被升迁。历史学家安德里克说，"可以用出征动机来限制杀人，这是唯一说理方式，即我到前方征战，不是为了杀死妇女儿童，而是为国家战斗。这种论证在当时是可行的。但出自意识形态的考量会造成很大问题。" 安德里克证实说，拒绝参加杀人行动小组的，可以得到其他任务，而不必担心被开除军队，更不会受到惩罚。

但为什么要杀平民？

那么，平时表现并不异常的正常男子，怎样变成了极端罪犯？影片表现出，这些士兵在经历第一次屠杀时受到心灵曾受到强烈震荡，但后来集体行动开始产生能量，跟制度保持一致的要求也开始产生压力。宣传鼓动机器行动起来。

最后，杀人对这些男子来说就像是完成一个肮脏的职业，不得不做，为的是达到高远的目标。安德里克说，"在纳粹国家，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实现日耳曼式的理想，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杀害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他们同那些纳粹迫害的对象一样，在法西斯的精神世界里阻碍了一个'雅利安人的伊甸园'的建立。 那场毁灭性战争是为这一理念而发起的战争，因为最终幸福只属于他们那个精神世界里的人。"

魔鬼在我们当中

鲁措维斯基导演在影片中引用了康德写于18世纪末的一段文字。这位哲学家论证道：抗拒基本道德标准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在本性。著名心理医生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在电影中使用了"人类的潜能"一词，他认为，做坏事是人类的潜能。但潜在的能力什么时候爆发，超越"基本道德标准"的界线？利弗敦说，这取决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为个人行动划定最重要的界限。

安德里克却认为，利弗敦的理论过于肤浅并强调社会框架条件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当年95%的纳粹士兵如果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不会变成重型罪犯。光有政治文化还不够。不可缺少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他说，如果精英阶层，如政治家、法学人士、演员、医生等，具有免疫力，那便是稳定社会的因素。

安德里克尤其强调了执行司法的重要角色:"国家不仅可以用惩罚手段加以威胁，必要时也须绳之以法。"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社会不该推崇一个"过于理解的对话文化"，他这里指的是不该对待有过于宽容的态度。

导演鲁措维斯基的影片《极端恶魔》没有宣判纳粹士兵无罪，也不认可他们的做法。影片的结尾再清楚不过了：杀人犯无法以"别无选择"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责任，或者将罪责推委给一个抽象的纳粹国家。他们个人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作者： Birgit Görtz, 编译：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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