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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坐上快车的人:季丹

任琛2014年11月1日

在刚刚开幕的德国埃尔兰根第三届中国电影节上,影像工作者季丹成为了座上宾。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季丹,也经常需要面对质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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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seurin Ji Dan von „Spiral-Staricase-of-Harbin“
影像工作者季丹在埃尔兰根第三届中国电影节上与观众互动图像来源: Jun Yan

(德国之声中文网)用垃圾堆成破烂不堪的危巢。肮脏,昏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哈尔滨旋转楼梯。生活,行走在其中的是不得不面对大女儿被拐走后遭强奸,自己变得像暴君一样的拾荒父亲,以及一心希望女儿考上大学,同时想方设法为狱中的丈夫伸冤的无助母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纪录片工作者季丹用简陋的设备所关注记录的内容。

她的纪录片«哈尔滨旋转楼梯»讲述了家乡哈尔滨道外区两个家庭的生活。楼上,是不愿去为应试而读书、却想学画画的小姑娘,和希望她去读书的母亲。楼下,是迷恋网吧的儿子,和他那只能沉默的父母。无能为力的中年父母,以及冷峻的现代社会。他们在一个据说是开放的世界中局促生存,在和谐盛世里显得孤独无力。楼上的母亲在炒股挣钱照料女儿的同时,还要为被生意上的竞争伙伴陷害入狱的丈夫声冤。而楼下的父亲曾经是一名警察,患有脑出血后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孩子的尊敬。在沉迷于网吧的儿子眼中,父亲只是家中更愿意惯着他、时常给他三五块钱去打游戏的烟鬼。而给人家当保姆的母亲,虽然承担起了家中一切的经济负担,却没有发表自己看法的空间。父亲认为,自己的病和不争气的儿子,也许是老天爷对他在当警察过程中所作所为的报应……

Film still von „Spiral-Staricase-of-Harbin“
«哈尔滨旋转楼梯»把人们带入黑暗和无望图像来源: Ji Dan

如果说«哈尔滨旋转楼梯»已经让人感觉到无尽的悲伤和无助,那季丹与北京南郊大兴区一家拾荒者生活整整一年所拍摄的«危巢»则更加挑战观者的身体极限,让人体会绝望到窒息是怎样的感觉。大量的长镜头,昏暗摇晃的画面,难懂的地方话,只是让观者时常倒吸凉气的部分原因。«危巢»讲述了一户生活在北京郊区垃圾填埋场人家的故事。这家原本有六口人,由于父亲是失去了半条腿的残疾人,长得天生靓丽的大女儿被人骗走卖春。家里人只知道,女儿第一次接客后便怀孕,随后坠胎,至今下落不明。剩下的两个女孩坚信,只有想方设法赚钱让弟弟上学,才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然而,弟弟上高中的费用高昂,完全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母亲一直劝女儿们给陈叔叔打电话求助。因为陈叔叔有点钱,而且身患疾病。给他看病的人说只有和处女同房,才能治好他的病……

直面社会和人性中的废墟

为了用镜头记录最真实的生活和状态,季丹必须先和被拍摄的对象做朋友,充分取得他们的信赖。她认为,在中国,拍摄独立纪录片不是个正当职业,更像是一种个人爱好。她从未怀着社会责任感拍片,只是有强烈的渴望"认识和理解我所在的时代和国家 "。着重关注所谓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比人们想像的广大深邃,"它也并不在脚底下的黑漆之处,而就在身旁左右和自己内部。它是社会和人性中废墟的部分,自天而降的同情和善行并不是它真正的天使。废墟自身有它足够的重生能量。"

季丹是此次德国埃尔兰根第三届中国电影节上,唯一一个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影像工作者。主办方选定她的«哈尔滨旋转楼梯»作为开幕式影片,又于第二天唯一的一场展映中,播放了她的«危巢»。在德国观众对她的作品褒奖有佳的同时,也有部分中国观众指出,季丹镜头记录的对象不具有代表性,无法真实地再现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在这些"没有中心思想"的影像中,看不出创作者的意图和影像的意义。

没有坐上快车的人

而这也是季丹经常要面对的质疑。在她眼中,中国是一辆行驶中的快车,"很多人坐上了这个快车,但也有一些人没有坐上这辆车,在走路。"她所拍摄的,都是那些没有坐上快车的人。他们是城市中的贫民。这样的选题当然和她本人的命运有关。季丹虽然大学毕业,但没有到国家分配的单位工作,所以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而她还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中国的大环境里,季丹和她镜头记录的对象一样,同样属于那些没有坐上快车的人。

季丹说,她拍摄纪录片的乐趣在于把那些不被别人看到的生活原汁原味地、不带个人观点地呈现出来。至于她所拍摄的内容能否反应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她表示,身边的人大多是没有坐上快车的人,这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中国有两张脸,一张是奥运会时的北京,甚至要把枯黄的草木刷上绿油漆的脸。而另外一张脸是被遮蔽掉的,不被讨论的一张脸。被时代的列车抛弃掉的人们,在孤独的处境中拼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