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林视点：用大数据对抗无形的病毒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为阻止发生第二波传染，所谓的"支付宝健康码应用软件""Health-Code-Apps"日显重要。这一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使用基于个人数据和出行资料的二维条码，可显示用户是否有感染，或曾与有感染的人接触过。根据软件的计算结果，用户被定义为健康的或潜在的风险人。无论是在列车、巴士、机场还是在办公楼，甚至在自己的住宅区，当事人都得出示自己的健康码，否则会被拒绝进入。

这一最有名的健康码出自高科技巨擘阿里巴巴，是其与中国当局的密切合作的产物。不过，其它企业也快速开发了类似技术。之所以能这么迅速，是因为，中国当局全面掌握公民行动数据，而软件工程师们不会受到哪个数据保护法的限制。

社会压力加大

此外，大多数中国人盼望尽快重返正常生活，而且疫情不会重现。在中国，"停摆"始于1月23日。因此，社会压力更多地是指向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健康码的方向，尽管使用这一应用软件目前仍以自愿为基础，即不是国家规定。借助社会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情自动得到解决，这比由国家规定更高明，前提是，大家都来做。在中国的数字支付系统方面，已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使用相关手段很有必要，并说服其他更多的人也这么做。最后，对怀疑者们而言，继续抵制也不再有意义，因为，这一技术已全面渗透日常生活。

围绕健康码，还有另一个因素：参与人士甚至还有这样的感觉：自己是在做好事，是在为社会不致遭受新一波疫情出力。此外，在中国，人们还希望，新闻封锁不能拿一种技术上自主的预警系统怎么样。最初，在武汉，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曾采用强制手段，试图迫使"吹哨"医生噤声；此间，当局已不得不就此道歉。

世卫组织赞扬

该技术不仅在中国十分成功：台湾岛，还有韩国，同样在病毒危机中使用了数字监控系统，借助手机所在地数据确认出病人的接触者都有谁，并视情况让其隔离。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疫情的发展相对温和。世卫组织也称赞说，在实施隔离方面，新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持。德国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也确信，从科学角度说，搜集行动数据"很有意义"，尤其是在抗疫的早期阶段。

他并非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因此，在德国也应使用这样的应用软件。至少是联邦卫生部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专家们希望如此。该研究所正在开发一种类似的技术。就像在中国一样，该应用也以自愿为基础。无人会被强迫下载该应用。不过，与中国不同，被监控的当事人完全匿名。没有任何人，国家亦然，都不能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何人有过接触。而与新冠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的人，也不能知道病毒携带者是谁。

然而，只有在60%的人口参与的情况下，该应用才会有效。要达到这个值，不会像在亚洲那么简单。

只一半德国人赞同

根据一项最新民调结果，德国公民中只有一半人不反对这一手机定点技术，前提是，该技术有助于对新冠病毒患者的接触人报警。在政治上，该技术如履薄冰。所以，必须做出妥协：该系统经由蓝牙测得哪些人距离过近而有可能传染冠状病毒。不过，该应用不记录所发生的地点位置。它只测量某手机与其它手机之间的距离。为说服人们使用该应用，这一点是关键。联邦总理已表示，她个人会这么做。

不过，不能否认，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若使用该应用，自己会受到监控，并且还可能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提供了帮助。然而，另一方面，说服人们，尤其是说服那些失去了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们一起参与，又是容易的。再者，与中国不同，在这里，国家搜集与其无关的数据的危险要小得多。

 

本文作者20多年来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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