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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国有一份非常特立独行的杂志《炎黄春秋》，这份杂志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前中共的一些高干，外界认为这些高干相对而言思想比较开放自由一些。这份杂志经常刊登一些触碰到“宣传红线”的一些文章，比如说今年9月份他们就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前社长孙振的7000字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样的文章在《炎黄春秋》能够登出来，您觉得是否意味着这份杂志确实与众不同呢？

李大同：它是中国的独一份，没有任何第二家能够登出这样的文章来。而且不只是这一篇，在这之前刊登过多篇，包括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也多次写过文章，回忆他和赵紫阳总理共事时候的事情。也公开登出过赵紫阳先生的照片，也包括党史上的重要的史实，也包括对胡耀邦先生的重要的回忆，这些都是中国其他媒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德国之声：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媒体的禁忌词，很多人认为，在《炎黄春秋》不断地触碰底线，不断地提到这两位前领导人的名字之后呢，这些名字都“脱敏”，就不再“过敏 ”了，但是其他媒体也没有跟进。那么您认为这样的“脱敏”是不是起到了实际意义上的作用呢？

李大同：实际上也还是取决于这份杂志的办刊者的特殊身份，大家都知道的，《炎黄春秋》是由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先生在办，而且有一大批党内的中央委员和上将以上这样级别的老同志、老军人作为他们的办刊顾问。应该说他们尽管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过去的一段时间总的来说，上面对这份杂志还是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就是并没有设法去禁止这份刊物的出版、直接干预刊物的办刊方针，甚至还在对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把它作为中国具有新闻自由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到目前为止，双方处得还不错。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份杂志，杂志的发行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除了他们这个杂志，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转载他们的这个报道。我想，他们还是把它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

德国之声：刚才您也说了，这份杂志的报道风格和它的报道内容是几乎不可能被中国其他任何媒体所效仿。《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以及副社长杨继绳等主要负责人都认为他们采取的是在中国稳步的、逐步的一种所谓“碎步前进”的方式，您怎么评价他们这种的办杂志的方针或者整个的对于中国改革的一种思路呢？

李大同：他们的思路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中国就媒体的这种限制而言，他们是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不是外行，像杜导正先生原来就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又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杨继绳先生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另外还有一个副社长，原来好像是《农民日报》的总编辑。这些本来就是中共新闻媒体的重要的负责人，他们当然是知道政治边界在什么地方的，但是他们如此小心、如此谨慎的这种做法，竟然在中国还成为了最为大胆的做法，这本身也是一种讽刺。我想，这样温和地、实事求是地，只是说出历史事实而已的一份杂志，如果还要被整肃的话，那就会构成一个新的媒体事件，我预计也会受到强烈的反抗。

德国之声：有消息称，孙振先生撰写的关于赵紫阳先生的文章可能触怒了一些领导人。据媒体报道，上层可能以杜导正社长年龄太大为由，要他退出《炎黄春秋》负责的这个职务。您认为这样的要求可能性有多大？

李大同：这个要求本身就是荒唐和没有道理的，因为《炎黄春秋》杂志它实际上就是一本民办杂志，它是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不由政府来派遣干部，它之所以挂在文化部下面的所谓什么炎黄文化研究会下面，是因为中国的体制不允许纯正的民间媒体出现，以此只能戴一个帽子，实际上像杜导正先生这种情况，只要他活着，他就有权利继续担任总编辑。他本身就是退休干部，根本没有什么再退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