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人于死地的种族狂：纳粹的优生学和安乐死
2013年7月14日
1933年的德国已被纳粹党牢牢控制，因此纳粹党便开始着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变社会，其重要步骤之一便是推出《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简称《绝育法》。1933年7月14日，该法得到国会通过。依该法规定，患有一定疾病的人必须接受强制绝育手术，以防这些疾病被遗传给后代。优生学——旨在“改进”人群遗传基因的学说——的支持者对该法的出台大表欢迎，因为他们所担心的“劣等”人“繁衍”情况终于可以得到杜绝了。对强制绝育受害者来说，这一强暴手术意味着他们将终身失去生儿育女的可能性，许多人的心理因此受到一生的严重创伤。纳粹党则希望通过此举，实现其“主宰种族（Herrenrasse）”的梦想。这样的种族，是不容“病、弱”者的。
优生学广占上风
《绝育法》详细列出患有哪些病便被视为“遗传有病”而必须接受绝育手术，如“先天性智障”、遗传性癫痫、精神分裂症、遗传性失明或耳聋等，还有“严重遗传性身体畸形”、酗酒。医学家兼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娜·罗特马勒（Christiane Rothmaler）研究纳粹时期的强制绝育历史已有多年。她告知，19世纪时，人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讨论优生学论了。“不能说这纯粹是‘罪恶的’纳粹党的过。”罗特马勒介绍说：“当时遗传生物学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研究这一学科的人并不是发疯的纳粹分子，尤其是医学界对终于有了这样一部法律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实现很久以前就开始孜孜以求的遗传基因梦了。”梦想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劣等分子”的社会。
对人做的一项社会生物学实验
《绝育法》生效后，成千上万被臆想为“遗传有病”者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尤其是“先天性智障”者，他们被当成社会问题对待，被划入与“人民大众”不合群者如所谓的行为举止不合常规者、罪犯、娼妓等的行列。“他们往往依赖政府照顾，因此有关部门对他们非常了解。”但当时学术界对疾病的遗传问题其实了解得并不多。“当时人们只想出一种理论说法，说明人的某个特征，比如说头发的颜色，是怎么遗传的。后来人们以为，他们也能鉴别出性格的遗传因素。”罗特马勒如是说。
“绝育法庭”
当时全德各地有关部门都在本地初级法院开设了“绝育法庭”，由一名主审法官、两名医学背景的陪审员裁决强制绝育案件。要求的文件之一是医学鉴定书，以作为施行绝育手术之必要性的佐证。罗特马勒强调说：“提交的案件非常之多，以至绝育法庭几乎忙不过来。一开始人们还蛮认真的，但越到后来，尤其是战争日益逼近时，整个程序就完全是走过场了。”一旦被判强制绝育，当事人只有三种选择：接受手术；提出异议；隐身潜逃。提出异议往往无济于事，潜逃会受到警方追缉，因此绝大部分人只得接受。
绝育手术是在医院做的，全德各地医院都做，未成年人也不得幸免，因为依《绝育法》，对14岁以上少年即可施行绝育手术，在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年龄甚至还可以更小。据研究人员估计，至1945年，单在这一领域，纳粹的“大德意志帝国”就对多达四十万人施行了强制绝育。但并非每次手术都是成功的，估计大约有六千人死于手术并发症。
“安乐死”
“不治之症患者……（可）予安乐死。”希特勒在一份公文信上如此加注道。该信件的发信日期被填早到1939年9月1日，即二战开始之日，从而启动了纳粹实行优生的一个更为残酷的阶段，即杀害“劣等”生命。在学名“无痛苦致死术”，俗称“安乐死”的概念下，纳粹德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杀害心理疾患者或生理残障者。“安乐死受害者被称为‘生存累赘’，说是反正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了。治不了，就消灭，这就是当事医生的想法。”罗特马勒介绍说。
医生护士在这里，在选择和杀害无任何自卫能力的受害者方面，也负有责任。在所谓的“T4行动”（T4这个缩写源自组织安排安乐死行动的纳粹政府部门在柏林Tiergartenstraße 4号的地址）下，至1941年8月，纳粹以注射或施毒气方式，组织杀死了七万人。后来在天主教会的抗议下，纳粹才停止了该行动。尽管如此，在二战结束前，还是依然有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遭受安乐死处置，只不过纳粹没有再予单独公开的宣传和执行而已。
强制绝育和安乐死
那么是否《绝育法》为杀害残疾人奠下了基石呢？罗特马勒认为：“不能说安乐死是强制绝育的极端化步骤。”她说：“为实现上位想法，即抛除所谓的社会累赘，两种措施当然都有用。”当时德国并非世界上唯一进行强制绝育的国家，瑞典和美国也曾这么做，单单美国上世纪就对大约六万人施行了强制绝育。但有计划地杀害患者或残疾人的做法，唯有纳粹德国为之。
《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的受害者所遇之冤，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都即未得到承认也未得到赔偿。直到1988年，德国联邦议院才宣布，数十万强制绝育手术是纳粹施行的不公。
从社会排斥到融洽相处
“不要忘记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罪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不能忘记，这并非发生在久远的过去。”德国“Aktion Mensch（帮助他人行动）”组织的萨沙·德克尔（Sascha Decker）说道。该组织在过去近50年专门从事残疾人救助工作。德克尔表示：“就是今天，人们也往往首先通过其所谓的缺陷，来认知残疾人的。我们希望通过更多接触，改变这一状况。”鉴于遗传学领域的长足进展，今天，医学界对隐藏在我们遗传基因中的病患，要比当年了解得多得多。人类遗传学咨询点和产前诊断技术在孩子出生前就能向即将当父做母者介绍很多有关疾患风险的情况。罗特马勒认为：“受公众讨论的影响，追求完美、健康的理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即将为人父母者一再陷入良心冲突的境地。”尽管在残疾人的社会融入方面，德国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德克尔还是指出，德国依然有些不足需要克服。“在有些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我们的目标是，互相平等相待。”
作者：Marc von Lüpke-Schwarz 编译：施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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