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中国异议人士怎样维护世界和平？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四（2月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Jeff Merkley）宣布，他们已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香港《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为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此四人皆因政治抗争而遭到中国政府监禁。两位议员称他们是"和平与自由的倡导者"。

近年来，中国异议人士和抗争群体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除了上述四位之外，还有高智晟、胡佳、热比娅·卡德尔等人。而达赖喇嘛和刘晓波分别于1989年和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资格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的机构和个人，包括曾经的获奖者、各国议员和内阁官员以及部分大学教授。根据诺委会的信息，过去八年来，每年的诺和奖候选者都超过300名，2023年有351人，包括259名个人和92个组织。

因此，这四位人权抗争者被提名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算不上大新闻。但是，这个消息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醒人们重视中国政府对人权与和平的打压，不要忘记这些遭受迫害的极权反抗者。尤其重要的是，在战火威胁全球和平的当下，我们需要再次思考民主、自由、人权与和平之间的关系。

人权捍卫者与诺贝尔和平奖

在简体中文的语境中，人们很少将反抗极权与追求和平联系起来。"和平"通常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没有战争或者敌对状态，第二是个人内心平静安详。在第一个意义上，中共宣传叙事总是将"和平"与"稳定"放在一起说，而"稳定"又往往被描述为国家暴力强制维稳、镇压了各种抗议活动之后的状态。在第二个意义上，个人的和平往往被描述为不过问政治的"岁月静好"。

在这两个意义上，和平不仅与极权互不冲突，甚至还相辅相成。因此，中国政府经常把自己包装成和平制造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守护天使。真的如此吗？

诺贝尔在遗嘱中说，和平奖颁发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百年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除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直接阻止战争、推动和平的组织和个人之外，还有很多人权抗争者--除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之外，还有为争取所有儿童受教育权而奋斗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为言论自由而努力的丽亚·雷萨和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为伊朗受压迫的女性而抗争的纳尔吉斯·穆罕默迪等等。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很多人认为，诺贝尔委员会被欧美各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操控，将奖项政治化，用来让专制国家的政府难堪；或者认为，这些人权捍卫者获奖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提出和坚持非暴力抗争，比如达赖喇嘛的"中间道理"、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等主张和论述。

非暴力抗争作为手段固然重要，但是假如抗争目标--反抗专制--跟和平无关，甚至不利于"维稳"，诺贝尔和平奖岂不是与其宗旨离心离德、背道而驰？

民主制度与永久和平

我们总是听见中国政府抗议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为什么很少听见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士或者芬兰等国家的政府如此抗议呢？其实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社会制度上差异也很大，比如全民医保、免费上学、堕胎、控枪等社会议题上，欧洲国家就让美国显得很难看。霸道的美国为什么不干预一下，让欧洲社会向自己看齐呢？为什么只干预专制国家的内政呢？显然不是因为专制政府更好欺负。

其实，这种"干预"的背后是对世界和平的焦虑，其基本原理来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康德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公民与国家之间扩展到人类历史和国际关系，认为民主国家（他当时认为立宪共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之间不会或者很少发生战争，如果全球各国都实行民主制度，那么世界就可以永久和平了。

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写道，和平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建构。基于权利契约观念建立的民主社会中，发动战争需要经过公民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其中包括自己得参加战斗，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就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还不清的国债重负，他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去开始一场如此之糟糕的游戏"。

相反地，在专制国家，人民是专制者的臣民而不是国家公民，"战争便是全世界上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为"领袖并不是公民的同胞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饮食以及诸如此类是一点也不会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因此他就可以像是一项游宴那样，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作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作着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

康德还指出，根据公共权利的先验概念论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在民主国家，公民反抗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相反，在专制国家，国家领袖"可以自由地宣布他要惩罚任何反叛，处死渠魁"。这里说的是国内和平，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内部冲突较少，不会发生内战，也没有"教育集中营"、大饥荒和大屠杀。

民主中国与"武统台湾"

两百多年过去了，康德的这些描述也完全符合今天的全球政治情景。在俄罗斯、朝鲜和中国，当局对战争的宣传和实施不正是和他论述的专制国家如出一辙吗？

很多人根据当下专制政权控制下的"民意"得出结论说，即便中国民主了，大多数人也会支持用战争"统一"台湾。他们甚至认为，没有中共政权的强力控制，民主中国受民意左右，更容易对台湾使用武力。假如康德还健在，我相信他会同意我在《长平观察：中共会宣布放弃统一台湾吗？》一文中的看法：这是中共的长期宣传让外界产生两个重大误解之一。假如台独议题没有来自国家暴力支持的危险（禁言、警察约谈、拘押和判刑等），中国舆论将会出现不同的面貌，"武统台湾"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根据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的公民只会为了自卫（包括阻止明显的潜在威胁）而同意战争。

两百多年来，民主和平论经历过各种争论和挑战，人们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主张"专制和平论"。但是，经过发展和修正，它事实上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建构了当今世界维护和平的基本格局。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无论伊力哈木·土赫提、许志永、丁家喜、黎智英和中国其他异议人士是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都为反抗极权、建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们，世界将会陷入奥威尔在《1984》里预言的专制陷阱："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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