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习仲勋“文革”受迫害是无稽之谈？

（德国之声中文网）“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习仲勋画册》中的一段话。这本为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编写的画册，出版于2013年8月，算得上是“习近平新时期”的盖棺定论。

习近平本人也受到“文革”冲击，曾经被批斗、被关押。出逃回家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后来离开北京前往延安当知青，他感觉是一种“解脱”。2003年习近平在《福建博士风采》丛书所收录的自述中写道：“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

对照这些叙述，来听听2023年4月21日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LCI电视台《大访谈》栏目直播访谈的说法，会觉得不可思议。记者问：“您能理解这段历史的分量吗？习近平主席出身于最高领导人之家，但是他的家人也遭受了迫害，不是吗？”卢沙野回答：“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来和你讨论这些无稽之谈的！”

从上下文看，卢沙野说的是西方对“毛泽东的罪恶”和“文革”历史的描述是“无稽之谈”。但是，这段历史包含了习仲勋和家人的遭遇，而且被记者举例强调，他称之为“无稽之谈”，仍然令人感到惊讶。

在这次访谈中，他更让人感觉惊讶的是他质疑前苏联国家主权，称“从国际法的角度，甚至可以说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打胡乱说几乎引来外交纠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与之切割，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也发表声明，定调本馆大使卢沙野言论为“个人观点”，并下架稍早发布的访谈全文。

戏剧性的外交事故掩盖了卢沙野对“文革”反思的定性：无稽之谈。这是官方说法吗？如果是，这么重要的改变为什么要让一个驻外大使对外国听众说出来？如果不是，他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外交纪律”，又会受到何种处罚？

“外交无小事”

1949年11月，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称 “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应该加倍谨慎”。这些讲话被总结为“外交无小事”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遵守“外交纪律”。正如外交部网站上有一篇文章所说：“纪律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外交人员的‘护身符’。每一条纪律背后，都是以往沉甸甸的教训。“外交官要讲“外交风度”，要说“外交辞令”。外交风度和专制政权的本质是相悖的，因此所谓“外交辞令”往往空洞无物，或者沦为不尴不尬的幽默。

“外交辞令”的答案是现成的。比如卢沙野可以回答说：“关于‘文革’的历史，我们党已经有了相关决议。”甚至可以背两段决议内容来占用时间。

然而，随着经济的强大，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变得粗暴无礼，并当作是一种“自信”。原本相对中共政权其他部门来说比较文雅的外交官，纷纷变得粗鲁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发现，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这样做更有利可图。

尽管如此，被鼓励言语粗鲁的外交官，并非像外界所看到的那样“随心所欲”。他们仍然是外交舞台的表演者，甚至是提线木偶。他们发言的原则和方向，早已经由当局拟定。

因此，卢沙野令人震惊的言论中，实际上透露了中共的“玄机”：第一，中共并不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主张。第二，中共对“文革”的肯定性描述恐怕还不会止步于“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论。

习仲勋犯了什么错？

习仲勋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成为习近平问鼎权力的一个资源。但是，外界对这个资源有些过度夸张，或期待习近平痛定思痛推动政治改革，或痛斥他背叛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开明的父亲习仲勋。

我浏览了一下近年来的中共相关出版物，“习近平新时代”版本的“习仲勋受迫害”故事是这样的：小说《刘志丹》立场是有问题的，对它的批判也大体不谬。但是，习仲勋是被冤枉的，他对小说提出的修改意见——要把小说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没有得到落实，而且被人连蒙带骗地同意出版了。在被批斗期间，他给中共和红卫兵写了数万字的忏悔书。

无论文革怎样“迫害”，但是习近平知道，他走到今天靠的还是特权，维持统治是他的第一要义。除此以外，其他都可以是“无稽之谈”。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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