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我待家乡如初恋，家乡待我如罪犯!”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恶意讨薪、恶意上访、恶意提问、恶意超发遣散费到恶意返乡，中国官方对底层民众“满满的恶意”终于激起众怒。 

在病毒清零政策的压力之下，各级官员面目狰狞，封街、封区，封城以及各地互封，比病毒本身更加扰民。7月20日，河南周口市郸城县长董鸿通过视频警告民众不要“不听劝阻，恶意返乡”，“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引发网络舆论哗然——原来“我待家乡如初恋，家乡待我如罪犯!” 

其实，已持续二三十年的以“恶意”定义和对待讨薪及上访，背后往往都有非常悲惨的故事。但是，由于所涉人群没有话语权，只在一定范围内激起舆论回响。而“回家过年”被污名为“恶意返乡”，不仅人人自危，而且不符合官方媒体长期当作“正能量”宣传的传统文化。 

 “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

 我曾经在中国多次跟踪采访春节返乡过年的农民工，了解春运潮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并非央视春晚反复塑造的“年味儿“，恰恰是因为不能”常回家看看“。由于严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农民工为了谋生只能骨肉分离，几千万留守儿童每年只能和父母见面一次。由于没有可供个人选择的休假制度，这一次见面的机会，几乎都集中在春节期间。在我看来，农民工备受折磨的春运潮，是官方”恶意“制造的返乡文化。 

和国内的艰难返乡欢度春节相应和的游子思乡、祖国召唤的剧情，也就是每年春晚都要渲染的“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拜年“。疫情开始之后，为了自保，毅然抛弃这些“海外游子”了，不仅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等官员宣称“闯关回国输入病毒令人不齿”，更引导和纵容网络舆论谴责“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 

然而，中国梦要做下去，“回家过年”、“游子思想”这类剧情还是不能少。因此，2020年3月，《人民日报》就发表过评论，在认为“确有极个别归国人员瞒报谎报个人情况，不配合防疫安排，加大了境外疫情输入风险”之后，认为“不能因极端案例而标签化归国人员，更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自然，评论也不忘宣扬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赤诚”，“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这一次，7月2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认为“恶意返乡”论太伤人，“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每一位漂泊的游子都值得被善待”。 

央视网也在当日评论说，硬核防疫没错，但硬核不等于硬来，也不是一味“来硬的”。“春节回家，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异议人士从来都是“恶意返乡”

中国官媒视而不见的是，“恶意返乡”的污名和待遇一直都存在。“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前提是你要接受“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每一位漂泊的游子都值得被善待”，但你不能是维权律师或者人权活动人士。如果你宣称“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哪怕你在西方坐拥豪宅，涉嫌犯罪，祖国都有可能派专机来接你“回家”；如果你在外媒当记者，那么你回国探亲可能要写一份保证书；如果你是异议人士，那么你可能没有机会和病危的亲人见上此生最后一面。 

即便你是普通民众，你也从来没有得到这个政权的“体恤”和“善待”。否则，以随时可以抓捕一条微博”造谣者“、一次聚餐”饭醉“人士的警力，怎么可能会有几十万失踪儿童下落不明呢？农民工怎么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或者得到更灵活的假期呢？ 

即便你既不是异议人士也不是底层民众，看看你周围的摄像头，看看从武汉到西安封城时小区大门上的电焊，你会明白在中共宣传中，“家乡”、“祖国”都是一种政治话术，事实是“我待中共如初恋，中共待我如罪犯!”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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