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打老师的警察是好学生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海外版的中文教材中，有一首诗歌说"老师就像好妈妈"。在德国长大的孩子很不理解，去问德国老师，她们更不理解："老师是老师，妈妈是妈妈。"更不用说男教师的尴尬了。中国人会说，将老师比作父母，显示自己的民族更加尊师重教。就像他们宣称中华民族比别的民族更重视家庭一样，这未必是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最新的一个例子：安徽六安市教师上街讨薪，遭到警方粗暴殴打。

男教师被反手戴铐、女教师被摁地殴打的视频让很多网民义愤填膺："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人民教师？！"好像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一方面挥金如土、贪腐无度，一方面长期克扣拖欠基层教师工资一样，好像他们不知道幼儿园老师也要学习十九大精神、大学课堂遍布摄像头和负责打小报告的学生一样。不管怎么说，恍然惊醒的愤怒不是坏事。而且，很快有人意识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出现了基础教育与政治现实的争论。

每一个作恶的警察，都曾经是天真可爱的孩子

就像退伍军人、在职警察和法官上街维权的尴尬一样：今天镇压你们的政权，正是你们曾用生命保卫的"祖国"；那些本来可以为你们伸张权利的人，已经被你们抓起来投进了监狱。有人开始反思：尊敬的老师们，这些殴打你们的警察，都是你们教出的学生！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比喻，警察之恶并非为人师表者单方面的责任。它想要说的是：没有人生活在孤岛中，我们都是世界的一分子，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塑造世界的力量。每一个作恶的警察，都曾经是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如今天的孩子的一样，他们被老师要求不要过问政治--真正的意思是不要追问正义，而要服从不义，老老实实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声唱出领袖颂歌，认同这样的法律--上街游行者都是危险分子，要求权利则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什么？颠覆政权不是犯罪？那一定是受外国反华势力教唆的，中了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毒害……

禁止谈论刘晓波的课堂，怎样才不令人羞耻？

不必回顾过去。今天这些警察，在殴打教师之后，回家洗洗手上的血迹，又可能提上礼物学到孩子的学校，对老师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这些收下礼物缓解欠薪之困的教师，又可能继续教学生不要追问正义，对党和政府言听计从；千万不要谈论刘晓波，即便他曾经也是一名教师，即便他为教师、工人和农民争取权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专制国家，教师何所作为？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话题。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有教师给学生讲解街头的事实，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当年"六四"运动时，教师们奉旨劝阻学生上街，理由是要维护"宁静的课堂"。宁静的课堂到底指什么？是宁静以便于思考，还是以宁静扼杀思想？书本上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家长们却更希望孩子们做到："国事家事天下事关我鸟事！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作声！"

今日中国遇到的困境在于，一方面要让教师像各个行业人士一样甘当奴才，一方面又要以复兴尊师重教等"传统文化"来重塑合法性。于是，对于六安教师讨薪遭警察暴打，"官媒也看不下去了"，《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其"令人羞耻"，好像它比宪法中领导人任期限制被修改了还要令人羞耻一样，又好像它比这些官媒整天颠倒黑白维护专制还要令人羞耻一样。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也感到"羞耻"了，谴责了警察"行为简单粗暴"。也许是某位被打教师曾经失职，没有教育好后来成为警察的学生对领导逆来顺受，警方的官方微博上竟然出现一口大黑锅--这锅到底是背还是不背呢？

不用说，这口锅被迅速删除--小小警察以为自己打个教师就了不起了？这口锅你不背也得背！

这个插曲提出了跟教师怎样教学生一样的问题：在一个专制国家，警察何所作为？军人何所作为？绝对服从维护"和谐社会"、哪怕枪杀无辜民众，还是立足基本人权，拒绝服从不义命令？

"枪口抬高一寸"，所以你要感恩戴德？

"枪口抬高一寸"的说法在中国很流行。它的意思是：教师教学生爱党爱国没关系，但请权衡量度别把人完全教傻；警察殴打教师没关系，但是请手下留情别打得那么残忍。问题是，第一，界限在哪里？第二，它是否会成为作恶者的辩护词，因为任何权力掌控者都可以说自己已经手下留情了。一位东德人权律师告诉我说，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他的当事人仍受当年的秘密警察威胁："那时我已经对你够宽容了（枪口抬高了很多寸），所以你应该感恩而不是揭发我。"

我曾经就此当面请教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 Jahntz，他们略作思考之后，否定了德国法官在法庭上谴责柏林墙卫兵没有"枪口抬高一寸"的传说。他们认为，显而易见地违背基本人权的法律应该遭到拒绝。更何况，枪杀无辜越墙者也违背当时声称要保护人权的东德法律。

尽管如此，很难想象中国一个小城市里的小学教师，教学生辩识正义，不替专制作恶，也不替政府背黑锅。即便在民主国家，和大环境的冲突也会给个体带来麻烦。我曾经请教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乌利克·博珀（Ulrike Poppe）女士，一个眷恋东德"美好时光"的小学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反对反思共产专制吗？她的回答是：不可以，教师应该遵守教学大纲。

《环球时报》得到这个回答，可能会得意地宣称："民主国家也一样不允许反对国家制度。"问题在于，它不会讨论那个制度是什么。一个违背基本人权的制度，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我从中看到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能仅仅生活在小环境中，只有国家整体正义，他才能安心地追求局部的或个体的正义。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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